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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以生为业”:日常的神圣工作


    [摘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逐渐细致化的社会分工形成了行业形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业、行业、专业愈加紧密地伴随着。如果没有这些行业分工和专门作业,事物无法分类,货物无法上柜,仿佛一个图书馆,没有分类目录如何找到你要的书?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为一部车,那么,各个行业就像是车的各个部件。没有专门、专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社会”便无从谈起。而对于那些行业化的工作,它们是日常的,也是神圣的。我国的行业传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生业;行业;组织;无形遗产
    

    题旨:从日本的“会社”说起
    日本的“会社”非常独特,说它“独特”,除了这一语用具有日本语言的表述特点外,还鲜明地反映出日本现代企业的特质,重要的是,它的产生根基于日本传统遗产中的“文化基因”,并注入近代以降外来、尤其是西方现代价值的滋养而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行业组织和制度;这一组织制度将“两极时空”相结合,即将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积淀有深厚传统的日本行会和企业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一种传承机制,成为日本无形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
    “会社”在字面上可以译作“公司”(corporation)。但“会社”所指的公司、企业与西方的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以及社会主体所承载着的文化因子,因此,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Japan Incorporated——日本株式会社”。在日本人的眼里,“会社”是一个社会实体,而这一实体的永久性来自于祖先传承下来的组织制度。每一个“会社”成员不仅有义务传承借名某一个“祖先”的想象性共同遗产,也分享“会社”组织所拥有的共同利益,包括“会社”的永恒存在和“会社”业务的繁荣发展。
    “会社”作为职业性工作单位是一个现代的法人团体,每一个单位成员都被赋予相关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它不是简单的现代企业模式的复制,是具有各自历史上的理由和文化上的色彩,即拥有一条传统的联接纽带,是一个从“家”到“会社”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传承。换言之,是一份属于日本的文化遗产以及传承方式。“会社”甚至有自己的“会社墓”,会社的供养塔里竖立着“先人之碑”,纪念活动伴随着各类宗教活动,特别是那些大中型企业,类似的活动很多,而且遍布全日本。
    日本“会社”的文化遗产和传承方式给我们一个启示:行业组织和制度并非单一性的专业团体,所谓的行业之“名”亦非至关重要;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它具有一种类似“社会细胞”的性质,就像传统的“家”一样。“家”的存续需要靠一整套融汇了价值、观念的社会性保障和继嗣制度,我国传统称为“宗法制度”。行业要维持发展,道理也一样。日本的“会社”将传统“家”的性质和内含移植到了现代企业制度,在现代行业的肌体上打入“家”的烙印,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传承方式。
    一、“生业”简谱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看,不少都可看作,或者归入“生业”范畴。所谓“生业”大致属于我们今日的行业。人之活于世,“工作”(劳动)为之所必须,故,“生业”(由社会分工所产生的不同行业、职业和专业)即为要者。“生业”在古之时大抵指谋生之道;而谋生必有范围、领域、专业。远古之时,细致的专业分化还未形成,人类早期的文明主要指以自然为本的谋生,集中表现为获取食物的方式,故人类学将早期人类的生存、生计和生活方式概括为“狩猎—采集”,随后的“农业—驯化”(西方的“文化”——culture的本义即驯化、栽培)。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并没有严格的专业性分工,至多只是一种粗糙的工序上的协作、协同,比如众人合作围猎大型猎物等,惟以自然为根本、为根据的获得生活来源。进入农业—驯化时期,分工的社会化越来越成为必要和必需,但“自给自足”的方式决定了分工的性质、范围的有限度。随着劳动力的剩余,城市化(城邑化)的出现。特别是商业交换的需求,社会化分工越是细密、专门,行业性质越是突出,行业组织也越发达。
    事实上,“城乡”原本是一体性的,英文中country,countryside不仅相互指称,而且成为“国家”的原始形貌。我国古代的“建国”最初即建城郭,行业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地位和作为。“国”作为一个国家—家国的实物形制,即以“城”、“邦”的建制确立王与“天”,王与“诸侯”,王与“民”的结构关系。因此,“建国”即“建城”,国,实为城郭,专业的工匠便至为重要。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帝三门,国中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等。古代的“家国天下”是以一个具体的城郭为中心向外扩延,它是政治格局的扩张;至为重要者却是羼入建筑形制之上的“天人合一”;而“人居中”为其要者,《吕氏春秋·慎势》谓:“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为“中国”的原型。而“首都”大多与“京”(甲骨文,释义:像高丘上的建筑之形)联系在一起,既说明地势形态,也说明与“天意”吻合的崇高之意。故商都在卜辞中又称作“中邑”、“大邑”和“天邑”。其实,城邑的原本就是适应社会化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行业与“城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欧洲的行业演变遵循一套独特的逻辑。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组织——行会。在欧洲,行业的历史演变轨迹具有相应的同质性:当城镇脱离了贵族的监护,公社(commune)形成以后,那些为社会发展充当开路先锋的手工业行会,变成了公社组织基础。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公社里面,政治制度与官员选举都是以手工业者这一市民阶层为基础的”。人们往往单从行业的角度进行选举,而法人团体和公社组织的首领常常是同时产生的。反过来说,既然公社是由手工业社会构成的,那么,手工业行会也就是微缩形式。确切地说,它就是公社形成、扩充和发展的一个模型。由此可见,社会组织与行业制度存在着历史性的逻辑关联。
    欧洲在中世纪就出现了专业的志愿组织“行会”(guild)——出于某种特殊意愿和行业要求建立的组织制度。它们承担着许多类型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养护,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一种“生业”组织;许多行业有着严格的行业性保护组织(某些行业出于保守行业秘密、维护行业垄断、保护行业技术和技艺等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在遗产的养育和传承的功能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变迁,涂尔干援引瓦尔沁的观点:“罗马由工匠组成的法人团体远不如中世纪法人团体那样具有职业色彩。那时并没有什么方法上的规定,没有强迫学徒的事情发生,也没有行业垄断现象,而且它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积累资本去创办一家工业企业。”法人团体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其为一种宗教社团,每一个组织都有各自特有的神灵,每一个社团也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即“社神”(Geniuscollegii)。正因为这种组织具有宗教性质,所以工匠的社团需要组织专门的集体活动和祭祀仪式,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敬社”和“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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