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荣：革命与制度——苏联共产党政治领袖形象的制度固化及其政治心理嬗变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14 爱思想 薛小荣 参加讨论
摘 要：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也是苏维埃政权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以斯大林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标志，“总书记”从最初为中央政治局提供技术服务的机关工作人员向具有政治领导和决策权力的政治领袖的角色转变。然而，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历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或第一书记）虽然继承了苏共领袖的政治光环，但是其政治领袖的形象却在从革命创制到制度化设置的转型过程中不断被制度的力量所改造和重建，并最终被固化为从党的组织权力等级体系中脱颖而出的政治精英而非政治领袖。从领袖到精英的政治蜕变，实质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治生活中深刻的政治伦理和心理嬗变。 关 键 词：苏联共产党 政治领袖 心理变迁 政治固化 作 者：薛小荣，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政治。（上海：200433） 基金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2016M590304）。  *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丛书 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也是苏维埃政权实际的最高领导人。“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1]（P302）以1922年4月3日俄共（布）第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标志，“总书记”从最初为中央政治局提供技术服务的机关工作人员向具有政治领导和决策权力的政治领袖的角色转变。从这个时候起，作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斯大林成为继列宁之后苏联共产党新的政治领袖。“总书记”一职伴随斯大林其后的政治生涯成为苏共最高领袖的政治同义词，并因此而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内涵。然而，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历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或第一书记）虽然继承了苏共领袖的政治光环，但是其政治领袖的形象却在从革命创制到制度化设置的转型过程中不断被制度的力量所改造和重建，并最终被固化为从党的组织权力等级体系中脱颖而出的政治精英而非政治领袖。从领袖到精英的政治蜕变，实质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治生活中深刻的政治伦理和心理嬗变。 一、革命、群众与领袖：列宁的领袖形象 在“总书记”职务被赋予了党的领袖的政治内涵之前，列宁虽然在党内职务上仅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无论在政治权力、政治威望和政治心理上都当之无愧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领袖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领袖。可以说，列宁代表了革命时代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领袖形象。这一类型的无产阶级政治领袖，不仅是革命运动的组织者、鼓动者，更是革命信仰的传播者、播种者。那么，在革命时期（包括十月革命胜利后到列宁去世这一阶段）时期哪些因素塑造了列宁的领袖形象呢？ 作为注重革命传承的政党，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主要创建者和布尔什维克党缔造者的政治身份具有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1898年3月1日至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召开。出席代表大会的有9名代表。尽管作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人的列宁（乌里扬诺夫）因流放缺席了此次大会，但是参与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身份却成为列宁在革命组织中的宝贵政治财富。当然，更为重要的则是在这次代表大会后，列宁开始积极探索建立一个能够真正领导革命运动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是因为，这次被视为是苏联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代表大会并没有把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统一起来，没有在组织上把它们联成一气。于是，在选举出的第一届3人中央委员会先后被沙皇政府逮捕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统一而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成为迫切的政治问题。“列宁从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天起，所关心的就是运动思想的一脉相承和纯洁的正统性。意见统一，而不是分散——这是列宁党的思想。”[2]（P46） 1900年12月，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纲领性声明。指出：“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只能掩盖现存的涣散状态，妨碍把这种涣散状态彻底清除。因此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3]（P13）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进一步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纲领和组织原则。列宁说：“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4]（P134）尽管列宁提出的建党纲领遭到党内其他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在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的支持下，还是在1903年7月17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获得了通过。根据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委的票数多寡，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社会主义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被称为“孟什维克”。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一条确立了列宁的政治主张：“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3]（P44）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列宁开始按照集中统一的原则来改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最终在与孟什维克的政治分手后，着力打造出一个具有铁的纪律和一致行动为鲜明特征的布尔什维克党——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列宁的党”。 如果说列宁作为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者，还只是为他成为党的领袖提供了历史的政治优势，那么，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而不断提出新的政策主张并且得到革命实践印证，则为列宁成为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增添了关键性的政治素材。托洛茨基指出：“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领袖们清楚明确地表达了这些革命趋势，并在实践中得到全面而又成功的贯彻。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党的领袖，通过党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通过工人阶级成为全国的领袖。”[5]（P438）从俄国革命史的历程来看，“历史上不曾有过一个政党能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简直是按着自己的‘时间表’（列宁的著作《怎么办？》、《四月提纲》、《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圆满、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夺取政权”[2]（P21）。 事实上，正是从列宁回国以后，布尔什维的政策才开始急剧向“左”转。1917年4月，列宁在“党的领导人的意识里引发了十月革命……我们党的策略没有表现为一条直线，在列宁到来之后出现了急剧的向左转”。布尔什维克柳德米拉•斯塔尔更直接、更准确地评价了发生的变化。“列宁到来之前，所有的同志都在黑暗中徘徊。”她说：“当时只有1905年的一些公式。看到人民的独立创造，我们却不能对他们进行指导……我们的同志只能局限于通过议会方式为立宪会议做准备，根本没有考虑到继续前进的可能性。采用列宁的口号以后，我们做了生活本身向我们提醒的事情。”[6]（P348-349）对列宁作为领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敏锐，斯大林赞美道：“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7]（P57） 当然，列宁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领袖，更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领袖。这一点则得益于列宁本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比如谦逊、不灰心、不骄傲、原则性、相信群众等。托洛茨基认为，使得列宁在数百个领袖中显得特别杰出的是他的“伟大的革命意志，这就是：不屈不挠、勇敢无畏、绝不容忍不正确的妥协行动和机会主义、从事可能做到的事情总是达到令人不可置信的极限。使列宁杰出的是他的正直不苟，敢于正视每一事实。还有他对于一切无聊的虔敬表现——不论是出于礼仪、伪善、或者无知——的憎恶”[8]（P4）。在列宁的众多品质中，最引人注目一点的就是通过辩论以民主方式解决意见分歧。“列宁的特点是在党内斗争中根本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他毫无报复心，甚至也毫无怨恨之感。对他来说，主要的是要说服党和工人、尽可能地也说服自己的论敌，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一旦达到观点上的一致，任何生硬的话便都消失了，代之以善意、关怀和友好的支持。”[9]（P45）一方面，列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演说才能使其能够通过辩论统一党内思想。斯大林强调了列宁在讲演时的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他说：“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观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7]（P50）列宁讲话的感染力和逻辑力是全党公认的特点。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莫斯科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萨普龙诺夫就向列宁承认：“列宁同志，对于您的理论修养，谁都没说的，在理论上同您进行辩论是太难了。”[2]（P420）另一方面，作为俄国旧贵族出身的列宁仍然谨守着传统的政治道德。“从心理学上来说，列宁同斯大林相比，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人。列宁是俄国的世袭贵族，是一个受西方政治书籍熏陶的人”。列宁虽然否认政治斗争中有任何全人类的、“非阶级的”道德，但是由于出身所限，“他没有摆脱沉重的‘资产阶级贵族偏见’的包袱，例如，对人格、义务、忠实等概念的理解，有时甚至对自己的政敌（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公爵）也信守这些概念。”[2]（P22）可以说，列宁身上的这些品质使他的领袖形象增添了道德的“圣光”。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通过的《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对列宁的革命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指出： 无产阶级伟大解放运动的历史，在马克思以后，从来没有产生过像我们已故的领袖、导师和朋友这样伟大的人物。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一切真正伟大和英勇的品质——大无畏的智慧， 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战胜一切的钢铁意志，对奴役和压迫的深恶痛绝，移山填海的革命热情，对群众创造力量的无限信任，巨大的组织天才，都由列宁卓越地体现了出来，他的名字成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新世界的象征。 ……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责任感。超人地、不可抑制地渴望工作，不倦地思考，毫不吝惜地消耗自己的精力，——这一切损害了他的健壮的身体，永远夺去了最亲爱的人——我们的伊里奇的生命。 但是，他的肉体的死亡，并不是他的事业的死亡。列宁活在我们每个党员的心里。我们每个党员都是列宁的一小部分。我们整个共产主义家庭是列宁的集体的化身。[10]（P394——395） 二、革命、战争与领袖：斯大林的领袖形象 列宁的逝世不仅使布尔什维克失去了自己的政治领袖，而且更重要的则是它向党内表明：“苏联政治的性质永远改变了。”[11]（P258）列宁离开政治舞台对整个共产主义权力机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严格说来，列宁不是一个专制者。按党章条文看，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他个人的品格和极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建立在荣誉、智慧和崇高的威望之上的，是以人们对他所表示的忠诚为基础的。”[12]（P267——268）由于列宁不是依靠担任某个职务，而是靠居高临下的政治人格力量来获取并保持最高领袖地位的，那么在他逝世之后就带来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呢？事实上，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存在，使得强制性通过职务设定来确立党的领袖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列宁作为领袖的巨大政治影响力使得“老布尔什维克都普遍不愿意把党内职务当做最高领导权的来源。这种权威不是某种可以一举获致的东西，而是政治领袖通过证明自己的超凡能力逐渐培养出来的。”正如索柯里尼柯夫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列宁既不是政治局主席也不是总书记。然而，列宁同志在党内有着决定性的政治发言权。如果我们要同他争辩的话，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13]（P287）因此，对斯大林来说，他要想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新领袖就必须寻找新的领袖成长的方式。即把列宁极富个性特征的领袖形象通过制度化方式转化成为固定的党内职务，并赋予这一职务以党的领袖的政治内涵。 1924年1月26日，斯大林虔诚地以“宣道文体”[14]（P413）向全党宣誓：“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7]（P42）这篇“犹如神甫所做的布道演讲，充满宗教的激情和神秘”[15]（P610）的发言，是斯大林成为“新领袖成人仪式的重要一部分”[16]（P369），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托洛茨基描述了列宁逝世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他说：“革命第一时期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党内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些阶层的意识的影响。在国内发生了可以总称为反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蔓延到了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它的政党。组成权力机关的那个阶层出现了独立自在的目标，力图使革命服从于这种目标。在领袖们和这种机关之间开始出现分裂，领袖们表达了阶级的历史路线，能够站在机关之上来观察问题，而庞大、笨重、形形色色的机关则很容易使一般共产党员丧失进取精神。最初这种分裂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昨天的情景还很新鲜。十月的口号还没有从记忆中消失。第一时期领袖们的个人威信是很高的。但是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已经形成另一种心理。国际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人们完全陷入日常工作之中。新的方法本应为老目标服务，却建立了新的目标，首先是新的心理。暂时的形势对许许多多的人们来说，变成了终点站。一种新型的人正在逐渐形成。”[5]（P438-439） 作为党的新领袖，斯大林其实就是这种“新型的人”的典型代表。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战胜列宁逝世后党内其他领导人而成为党的新领袖，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加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变化了的政治心理，并且使自己快速适应和成为了具有这种心理的“新型的人”的政治代表。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相比，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中的政治影响力并不大。“对于党的上层来说（在稍大一些的范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他）他一向是三流人物。”[5]（P442）尽管托洛茨基的评价有失妥当，但也描述了斯大林当时的基本政治状态。在1923年4月17日召开的俄共（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差不多每一个前来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的工人或其他组织的代表团都在讲话末尾高呼：“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但在任何贺词中都从来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就代表大会的鼓掌次数来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15]（P592） 事实上，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6日期间，列宁先后于12月23日、24日、25日、26日和1923年1月4日口述“遗嘱”。在一系列统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对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作出了恰当的政治评价。关于斯大林，列宁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担忧：“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7]（P339）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口述了“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列宁“遗嘱”的全部实质就在这“补充”之中。在这份政治遗嘱中，列宁公开表达了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不信任：“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17]（P340） 列宁1月4日的补充“遗嘱”无疑对斯大林的政治生命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但是，斯大林在其政治盟友（季诺维尔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帮助下，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欢呼声中，却成功地躲过了列宁留下的“政治炸弹”，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布尔什维克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在党内的权力争夺中选择了斯大林作为自己的领袖？看来，一切都在于党的“蜕化”。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是在“革命斜坡上没有个性的机关的创造”，“他充当了第一把手，这与其说表现了他的特点，不如说是表现了政治堕落的过渡时期的特点。”[5]（P442）这种“政治堕落”集中体现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关于官僚主义产生的看法。列宁认为，党和苏维埃政权中官僚主义复活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文化水平的低下和党在战争时期“忙于军事任务”造成的疏忽。托洛茨基认为这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真正的原因。“把这种官僚主义解释成为战争时期的一般残余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会逐渐（虽然不很快）消失的东西。不用说，这种态度和这种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省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县里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倒是恰恰相反，是从中央经过省里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内来的结果。”[18]（P92）在托洛茨基看来，导致党和苏维埃政权官僚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蜕化和组织蜕化。尤其是在党的领袖列宁患病并最终离世以后，他曾经施加给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精神影响迅速退却。“列宁的信徒和仆从（只有托洛茨基不属于这两类人）开始感到自己独立的存在，他们逐渐地抛弃了那些仅仅是模仿而来的特点，即他们第二种较好的天性。列宁对他的追随者有过压倒一切而又经常不断的影响，现在其消极的一面突然变得非常明显了。”[19]（P268） 事实上，在夺取和巩固了十月革命政权后，不仅党和苏维埃上层政治集团的革命热情在消退，而且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剧烈的心理嬗变。俄国革命面临的长期困境，使得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级而脱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结果极度失望的情绪。‘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给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20]（P64）同时，夺取了政权的党“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一样，不仅吸引了觉悟不高的劳动者，而且吸引了公开的异己分子：守旧的公务员、投机钻营之徒、政治上的寄生虫。”[18]（P90）列宁就十分警惕地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1]（P311）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市侩得到了解放”[5]（P441），并使党的机关充满了闭关自守、官僚主义的自满。于是，生活和精神的蜕化带来的就是党的组织蜕化。“在列宁时代和不肖徒辈时代之间，不仅隔着一道思想鸿沟，而且还有业已完成的组织上的政变。斯大林是这一组织政变的主要工具。”[5]（P441） 政治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与党的机关官僚分子实现了政治结合。他指出：“如果以为在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计划出现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一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势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的头上，最初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统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团企图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20]（P66） 1929年12月21日，全国庆祝斯大林五十寿辰。“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的口号出现在各种旗帜上，响彻各种集会。“斯大林——意思是钢人——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和乡镇，帕米尔的最高山峰被命名为斯大林峰。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21]（P289） 三、执政、建设与领袖：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领袖形象 如果说列宁是革命的游牧民族时期的杰出领袖，是他“组织、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22]（P305]）；斯大林是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的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是他锻造了党的机器并赋予了它巨大而无处不在的力量，那么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与其按照党的政治传统被称为“领袖”，还不如更准确地说他们是“革命的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时，庸人的特性、自满自足的官僚爱好情趣”[5]（P439）活跃、发展并最终形成党的机器的官僚特质的政治产儿。或者说，是列宁，更确切地讲是斯大林锻造的党机器培育了党的精英，并从中挑选合适的领导人作为自己的政治领导——总书记，赋予其总书记职位的政治权威，从而实现了党的政治领袖的魅力的制度化。 “按照业已确立的继承规则，从一个持有者到另一个持有者依次传下去，而不管其个人气质如何。”[13]（P283）简要地说，作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政治领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政治权威主要是由三种类型的权力组成的。 一是组织权力。在斯大林将党的总书记一职转变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象征的过程中，组织权力成为总书记职务的主要权力支柱，也成为斯大林战胜党内政治反对派的政治杠杆。最初的中央书记处只是为政治局在进行决策时提供技术服务保障。但是随着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的规模扩大及其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权力延伸，中央书记处开始肩负起政治协调和组织人事调配的职责。此时的中央书记处这一关键性的职能转变及其在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情况下所带来的潜在政治影响，在当时还未能被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所察觉。事实上，在1922年3月27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书记处的无能提出了大量批评。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图柯夫对中央负责书记莫洛托夫的组织问题报告的评价是：“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渗透了漫不经心的文牍主义宽宏大量和乐观情绪的报告，不多不少……”[2]（P505）一切都表明：“在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机构中，书记处是最不受尊重的。”[21]（P194） 不过，书记处在党内的这种境况很快就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改变。在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于是，既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成员，又是书记处成员的斯大林，成为唯一身兼四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四个机构密切相关，控制着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21]（P194）尽管这一政治作用尚未明显地表现出来。此时斯大林对他的同事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城市政客”[14]（P424），“一个很好的帮手”，而且“由于名望不高，在政治上还构不成对他人的威胁”[12]（P270）。但是斯大林的组织才能及其适应革命运动的政治敏锐性，迅速使他成为党的机关的代言人。托洛茨基说：“解放群众的斗争需要其他的特性。但是，挑选人员给他们特权地位，用宗派精神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削弱和控制群众，斯大林的特性的确是有价值的，而且理所当然地使他成为官僚反动派的领袖。”[14]（P425）斯大林开始积极强化总书记的权力，并尽一切努力在党章的规定下实现总书记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面领导。 二是思想权力。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杰出建树。当他去世之后，“他的每句话都是极为神圣的”[21]（P238）。因此，新的领袖无疑必须继承而且应当成为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成为党在新的革命征程上的“精神导师”。列宁的去世使得挑选合适的政治继承人成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不过，要想成为党的新领袖，在当时的政治竞赛中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1）在1917年前后是列宁的内圈的人；（2）有一段英勇的革命斗争史，而1917年是主要的试金石；（3）做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资格；（4）被认为是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必须是个理论家。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相比，斯大林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他在第三和第四点上没有什么地位，在第二点上不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1]（P367）布哈林在1918时就发现，斯大林“朝思暮想要成为一个被公认的理论家，他认为这是他所缺乏的惟一东西”[11]（P367）。可以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在思想斗争形式的掩盖下进行的，其中的每一方都企图表明自己比别人更忠实于列宁的教导”[21]（P242）。为了改变党内高层普遍存在的这种看法，斯大林印刷出版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是一篇试图全面阐释列宁主义的作品，也是一篇有更大政治抱负的作品。在列宁去世后涌现出来的大量有关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文章中，《论列宁主义基础》成为斯大林“为挤入这些文章的行列而作的最重要的努力”[13]（P292）。 尽管斯大林的理论努力被托洛茨基为一种“肤浅的思想和粗糙的理论”[18]（P110），是对列宁主义的随意割裂，是与真正的列宁主义水火不容的。但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却在党内赢得了广泛支持。事实上，此时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员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十月革命之后的5年内，97%以上的党员是在革命胜利后入党的。又过5年，100万党员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党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的状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更不必说革命前的地下时期了。“只要说这一点就够了：到那时，足足有3/4的党员只是在1923年之后加入的。革命前入党的党员——那就是地下时期的革命者——的人数，已不到1%。到1923年，党的素质已被大批年轻而没有经验的党员大大降低了，他们迅速地受到塑造，让他们在党机器专职人员的指挥下，扮演唯命是听的人的角色。”[14]（P416）党的规模的扩大和革命后入党的党员干部们，需要的不是花大量精力时间才能掌握的精深晦涩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够快速满足大众心理需求的“理论快餐”。斯大林敏锐地发觉到了党的需求，并适时的满足了党的需求。“不管托洛茨基强调将列宁断章取义有多么危险，在党不断发展的政治教导网络中，党内新生代及其导师们都需要一本教科书。实际上，他们所需要的正是斯大林所提供的——一本列宁主义学说的手册，其阐述方式是教条的，而且大量引用列宁著作中的关键段落。”[13]（P300）如果说托洛茨基的理论修养令人敬佩但却曲高和寡，那么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再阐发则更加“接地气”、更加符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们的政治需要。“人们赞赏斯大林，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清晰明确，而是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概括确实非常精准。”[23]（P192）当斯大林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最终确立了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政治地位后，至高无上且不可挑战的思想权力就成为总书记职务权威的重要组成和权力支柱。事实上，作为对列宁的崇拜和对列宁式的党的领袖的普遍认同，从斯大林开始，列宁的后继者们就通过对总书记这一职务的政治领袖形象塑造，逐步实现了把列宁在理论创建上的个性化因素转化成为制度化后的职务性因素。于是，“这种制度的领袖同时也是传道者，他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24]（P22）。 三是奖惩权力。奖惩权力作为科层式管理的必要手段，保证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顺利运转。“历史表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工农的直接敌人，就不可能摧毁这些剥削者的反抗。而另一方面，革命的暴力对劳动群众内部左右摇摆的不坚定分子也不能不有所表现。”[1]（125）在斯大林时期，奖惩权力成为他维护党的领袖政治权威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手段。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指责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观点，或者试图辩明自己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的人，都注定要被调离领导班子，并随即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消灭掉。”[25]（P231）历史地分析斯大林之所以会采取如此粗暴的方式，无疑是与列宁时期形成的党的领袖地位的非结构化性质以及缺乏制度上的限定有着很大的关系。“列宁党给的最高领导留下这样一个榜样：他主要是靠协商来领导，主要靠无与伦比的精力、才华、想象力、个人魅力和策略天才基础上的说服力量来领导。而这个位置上较为逊色的人物，特别是他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政策失败，——这种事很快 就要发生——那么，他便会遭遇到严重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会驱使他调动他潜在的胁迫力量，调动他对党实行控制和暴政的力量，来弥补他相对缺乏的领导力量。如果他是一个有专制倾向的人，如斯大林，那么这就是千真万确的。他会把党的批评者当成阶级敌人，而且决不会承认他在领导能力方面比他的前任远为逊色。”[13]（P449）正是通过一连串的政治大清洗，斯大林培养了党的“新一代”。可以说，斯大林的胜利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总书记这一象征的胜利：“总书记不仅体现了列宁主义的规章，而且也体现了贯彻执行这些规章的办法。”[12]（P618）因此，即便斯大林逝世后遭受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清算，但是他所塑造的党的领袖的权力内涵却被小心翼翼的保存下来，并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总书记的领袖形象。 这一变化在通过制度化方式确定和固化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形象的同时，却深刻反映了政治领袖的内涵及其在社会大众中的政治心理嬗变。在列宁——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袖中，对赫鲁晓夫，“大多数国民心目中如此可望不可即和何等英明的当权者的光环因赫鲁晓夫而黯然失色。外表有点儿稚气、傻头傻脑、衣着随便、经常炫示自己接近群众、不管事情重要不重要都要说上好几个小时的赫鲁晓夫，使不敢批评和嘲笑当权人物的心理障碍轰然倒塌。在人们的心目中，赫鲁晓夫是一个趣闻逸事不断、闹出许多笑话的‘可爱人物’，他既不是英明的领袖，也不是令人生畏的统治者，而更像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说教者，一个爱用十分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人”[27]（P300）。对勃列日涅夫，“每一个有分析批判能力的公民都知道，说勃列日涅夫是革命家，那是虚有其表，说他是理论家，那是扯淡，说他是演说家，却只会念念别人写的稿子”[24]（P22）。对安德罗波夫，人们寄予了期望与同情。但是契尔年科的上台却再次让党、国家和人民遭受羞辱。“在契尔年科时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出令人感到羞耻的滑稽戏。”[28]（P4）对戈尔巴乔夫，这位被葛罗米柯称之为“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27]（P503）的领导人却用改革的洪流冲毁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堤坝，并在最后时刻以辞职的果断方式亲手结束了这个曾经培养和扶持他的政治集团。面对是他“出卖”和“毁掉”了苏联共产党的指责时，戈尔巴乔夫坚决不予承认并反击说，“出卖”和“毁掉”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不是他这个党的政治领袖，而是产生党的政治领袖的党机关官僚阶层。“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有悖于作为国家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29]（P398）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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