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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多]从哈尼梯田到伊富高梯田——多重遗产化进程中的稻作社区(2)


    二、从个体到社区:哈尼梯田文化的国家化与国际化
    从微观的社区视角看,全球性的文化保护运动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深刻改变了哀牢山的山地社会。在社区中具体个体的身上,更能看到这种变化的痕迹。元阳县的LSR①先生是我2014—2016年在元阳田野调查的报道人。他是红河州有名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是哈尼族史诗《窝过策尼果》《哈尼阿培聪坡坡》的主要搜集、整理、翻译者,另一方面他家接待过上百名世界各地的学者。许多来自日本、美国、法国、泰国的梯田研究学者都到过全福庄。
    LSR作为哈尼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到近30年的文化遗产运动中。早年他就是“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②搜集整理工作的骨干力量,对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有许多经验。1985年,LSR被选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在京期间,LSR学习之余翻译了《窝果策尼果》的一部分文稿。1987年,LSR回到元阳,已经小有名气,外面来的学者凡要了解哈尼族文化的通常都找他。
    1989年,LSR在接待北京某教授时第一次知道了“世界文化遗产”。当时,他应约写了一篇报告——《元阳梯田与哈尼族》。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哈尼梯田“森林、水系、村落、梯田”四位一体的特征,并称之为“良性人类生存空间”③。这是他运用现代科学话语阐释哈尼族文化的一个典型事例。1991年,他调任县政协文史委。20世纪90年代,他多次向元阳县政府建议,应加快进行申报世界遗产和旅游开发的工作。他向政府建议,农民种植水稻的收入应该比外出打工高,才能保证梯田的存续。
    2000年,元阳县成立了申遗办公室,LSR任副主任。2008年退休后,他参与到梯田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工作中,比如箐口民俗村的民俗陈列馆就是他设计的。2013年申遗成功后,他又担任了旅游公司的顾问,参与景区设计和员工培训。LSR并不排斥在梯田进行旅游开发,他积极倡导通过旅游业推动梯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正如德国学者布鲁曼指出的:“在很多地方,旅游业是围绕着文化遗产的政治经济中的一股主要力量,是有意识地重新安排文化实践的一项核心动机,组织者、表演者和旅游者经由设定的互动而合作生成‘游客现实主义’(tourist realism)。”[8]LSR意识到传统村落的的稻作民俗文化已经不可避免地面临改变,而与其被动接受外在的方案,不如从哈尼族自身的文化经验中主动寻求改变。
    LSR不仅亲自参与了旅游景区的线路、景点设计,作为“四季生产调”和“哈尼哈巴”项目的核心翻译者,他还提议“哈尼族四季生产调”“哈尼哈巴”“祭寨神林”等项目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始终认为梯田的发展绝不能丢掉文化,哈尼族的文化才是维系梯田的根本。其实在元阳,县文化馆作为非遗保护的主管部门,其工作框架与上世纪90年代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以及群众文艺工作一脉相承。LSR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更多的是受到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训练。对于民间文学类“非遗”来说,其工作思路与“三套集成”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保护体系。所以在非遗时代,年近古稀的LSR已经力不从心。
    红河州以及元阳县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歌舞比赛”“歌舞展演”。这些表演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形式之一,同时也是与“群众文艺工作”“民族民间文艺工作”整合起来的。甚至这些文化表演也有配合世界遗产申报的功能。用新街镇政府的话语说是:“新街镇以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通过组建民族文化传承文艺队……培育民族文化特色产业……”④这就是地方政府面对不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现实状况。基层政府不可能针对各种文化遗产体系分别施政,所以现有的保护举措大体沿用了中国文化政治中“文艺工作”的思路。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文化表演也确实为社区传承哈尼族民间文艺带来了更多选择。元阳当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民族民间文艺”“群众文艺”工作,在遗产化的语境下,已经不仅仅是社区中的公共文化生活,更成为哈尼梯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文化遗产体系要实现对接就必须找到对接点。根据《非遗公约》2006年汉语订正本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9]。定义中对“社区”“社会实践”“文化场所”“技能”等的着眼,就与“世界遗产”“农业遗产”有很强的关联。在这个定义中,“社区”(communities)是十分重要的关键词,巴莫曲布嫫指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赋权给相关社区和群体,正是许多民俗学者和人类学家在这份国际法律文书的订立过程中苦心谋求的‘保护之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丢掉’社区就等于丢掉了《公约》立足的基石。”[10]社区参与、社区赋权、社区获益是非遗保护中社区主体地位的体现。基于社区,便有可能与文化景观遗产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对接。哈尼梯田亮相世博会就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整合的案例。
    2015年,第42届世界博览会(Milano EXPO 2015)在意大利米兰市举行。这届世博会主题是“给养地球:生命的能源”(Feeding the Planet,Energy for Life),这是世博会历史上首次以食物为主题。哈尼梯田的粮食种植理念非常契合这个主题,因此成为中国馆的重要展示项目。在米兰世博会上,来自元阳硐埔寨的李有亮表演了非遗项目“哈尼哈巴”。李有亮是哈尼族著名歌手朱小和的徒弟,住在硐埔寨种田。米兰之行为李有亮带来了更多的声誉,人们从这位稻农兼摩批歌手身上直观感受到维系哈尼梯田背后的文化。2016年,元阳梯田景区将米兰世博会上的哈巴表演改编成景区的固定舞台剧目《诺玛阿美》⑤,李有亮是重要的表演者。祭寨神林在舞台上表演,让游客更直观地了解哈尼梯田背后的民族宗教背景。在爱春村和大鱼塘村,每年春天祭寨神林的仪式还是梯田农业旅游的参观项目之一。
    事实上,米兰世博会并不是哈尼梯田在国际博览会的首次亮相。早在2008年,哈尼梯田就作为西班牙萨拉戈萨世界博览会(Zaragoza EXPO 2008)中国馆的重要展示项目,得以代表国家走向世界。本次世博会的主题是“水与可持续发展”,哈尼梯田无疑是极为切题的。哈尼族梯田水稻农业本身代表的农业可持续的“普遍价值”一直是其得以国家化、国际化的硬条件。哈尼梯田文化遗产化伴随着文化越出社区边界进而展示自身,这也是这个社区当代文化生产的重要途径。
    一个小社区的文化在遗产保护运动中的国家化与国际化,有着多样的实践形式,其中运用现代交通网络进行文化展示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2014—2016年,笔者多次调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广告,红河哈尼梯田的巨幅广告在航站楼多个重要位置展示。旅游广告着重彰显了“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字样,落款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昆明长水国际机场2016年客运吞吐量4187.3万人次,位列世界第39大机场,是国家门户枢纽,这里是地方文化遗产国家化、国际化展示的重要平台。从机场的宣传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世界遗产的重要定位是旅游业。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并不反对在遗产地发展旅游业,甚至在保护的前提下鼓励合理可控、多方受益的旅游。但如果不注意社区的主体地位,遗产旅游很容易对梯田造成破坏,菲律宾梯田就有过教训。
    无论哪一个层面、哪一类遗产化实践,都在事实上改变了元阳哈尼族社区。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方面,应致力于消除快速、集中的遗产化运动给哈尼族社区日常生活带来的负面扰动。文化遗产保护也应该更多关注遗产化运动背后权力、资本与知识生产的话语如何不可逆地重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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