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上文所论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基本面貌，这就是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与经世目的及其相互间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具体说来，史家的角色意识同史学的求真要求相关联，史家的社会责任同史学的经世目的相贯通。其间固有种种深层的联系，本文将在下一个问题中阐述。这里，我们首先来考察中国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享有盛誉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公元661年-721年）认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11〕刘知几把史学工作大致上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书事记言”，后一个阶段是“勒成删定”，前后“相须而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前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博闻实录”，一要“博”，二要“实”；后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俊识通才”，一是“识”，二是“才”。按照刘知几的思想体系，结合他关于才、学、识的理论来看，“博闻实录”可以看作是“史学”，“俊识通才”包含了“史识”和“史才”。那末，这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基础呢？答曰：“博闻实录”是基础。这是因为，没有丰富的和真实的记载（所谓“书事记言”），自无从“勒成删定”，而“俊识通才”也就成了空话。当然，仅仅有了“博闻实录”，没有“俊识通才”去“勒成删定”，也就无法写成规模宏大、体例完备、思想精深的历史著作，无法成就史学事业。刘知几在理论上对中国史学的总结和他所举出的董狐、南史、班固、陈寿等实例，论证了中国史学是以求真为其全部工作的基础的。这种求真精神，从先秦史官的记事，到乾嘉史家的考据，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细心的研究者或许会注意到，《史通·直书》篇列举了唐代以前史学上以“直书”饮誉的史家，他们是：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司马迁、韦昭、崔浩、张俨、孙盛、习凿齿、宋孝王、王劭等。他们或“仗气直书，不避强御”；或“肆情奋笔，无所阿容”；或“叙述当时”，“务在审实”等等，都需要“仗气”与“犯讳”，显示了大义凛然的直书精神。刘知几所处的唐代，也有许多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几、吴兢、韦述、杜佑等，在求实精神上都有突出的表现。这里，举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例，用以说明在中国史学上求实精神是怎样贯穿下来的。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年-704年），宠臣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人的劝说之下， 翻然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到唐玄宗时，此事已成为历史事件，吴兢（公元670-749年）与刘知几作为史官重修《则天实录》，便直书其事。时张说已出任相职、监修国史，至史馆，见新修《则天实录》所记其事，毫无回护，因刘知几已故，乃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终不许，认为“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被时人称为“当今董狐”。〔12〕吴兢虽面对当朝宰臣、监修国史，仍能秉笔直书与其有关的然而并不十分光彩的事件，又能当面拒绝其有悖于直书原则的要求，这如没有史学上的求真精神，没有一种视富贵如浮云的境界，是做不到的。这种董孤精神所形成的传统，尤其在历代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的记述与撰写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应当指出，刘知几说的“俊识通才”，一方面当以“博闻实录”的“当时之简”为基础，一方面在“勒成删定”中同样要求贯穿求真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史家的“识”与“才”。如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司马迁《史记》所记商代以下的历史是可靠的，这一事实使中外学人皆为之惊叹不已。后人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3〕又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勒成删定”中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这对于史家的求真精神实是严峻的考验。为使今人信服、后人不疑，司马光“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14〕使之成为阅读《资治通鉴》的必备参考书。由《资治通鉴》而派生出来《资治通鉴考异》，这是极有代表性地表明了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此外，从魏晋南北朝以下历代史注的繁荣，直到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兴盛，也都闪烁着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之光。
当然，中国史学上也的确存在不少曲笔。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是关于曲笔现象的很有分量的专文。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唐代诸帝实录，其中就出现过几次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15〕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以后的史学中，也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毕竟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这话的意思是：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象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从“书法不隐”，到史学家们把“实事求是”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证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这样的准则和传统，求实精神在中国史学中居于主导的位置。
在中国史学上，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将发展为史学的经世思想。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史学思想也是如此。从具体的原因来看，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一方面受史家的角色意识所趋动，一方面也受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了尽其所学为社会所用的史学经世思想。这在许多史家身上都有突出的反映，以至于使经世致用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
问题在于，史学家们采取何种方法以史学经世呢？
--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6〕当属于这种方式。后来，司马迁进一步阐述了《春秋》的这种社会作用，他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7〕刘知几说的“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18〕也是这个意思。
--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心智，丰富人们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春秋》之后，《左传》、《国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记载，诸子论史也多以此为宗旨。在陆贾的说服之下，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9〕这是历史上政论家、史论家和政治家自觉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个范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鲜明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历代正史、《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各种体例的史书，在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所用方面，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
--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与思想模式，提供现实选择的参考。这种方式， 以典制体史书最为突出。 唐代大史学家杜佑（公元735 -812年）在他著的《通典》的序言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 徵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同时代的人评价《通典》的旨趣和价值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20〕“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21〕清乾隆帝评论《通典》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22〕本文一再列举人们对《通典》的评论，意在藉此说明中国典制体史书在史学之经世目的方面的作用。《通典》，不过是它们当中的杰作和代表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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