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布置下四台测向机和三部搜索机，展开24小时全天候监控。案件很快有了进展。在天津，侦察员查到，近期有两笔来自香港经由天津转到北京的大额汇款。汇款的收款地址都是“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收款人是“计爱琳”。这笔钱为什么不直接寄到北京，而要到天津兜个圈再转到北京来呢?这个“计爱琳”会不会就是北京潜伏电台背后的那个“0409”呢?侦察员们连夜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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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的户主叫沈德乾，是个商人，在周口店中华窑业公司担任总经理。但他家里并没有一个叫“计爱琳”的人。一条看似很好的线索，却一下子断了。
蛛丝马迹寻端倪
公安机关在7号院内安排了一名眼线，对沈宅实施监视。一天，监视的人听到沈德乾和妻子计致玫吵架。计致玫逼沈德乾还钱给其妹计采南。被逼急了的沈德乾说道：“你们哪来的钱我还不知道?我给你们报告了，谁也活不了!”一语泄露天机。经过暗中调查，侦察员们发现，计采南在她的新欢所在的新桥贸易总公司中入有两股，一股是她自己的名字，另一股所用的就是“计爱琳”这个化名。其实，计采南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她的弟弟计兆祥。计兆祥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当过上尉报务组长。北京解放前夕，他接受了绥靖总队布置的潜伏任务。1949年初改受保密局毛人凤的直接领导。但是，办案人员在调查派出所的户口底票时发现，“计兆祥”既没有地址也没有职业，仅仅有一个名字。案件的侦破再次陷入了僵局。
正当侦察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根据军委情报部门提供的技术资料，公安部电侦组侦测到潜伏电台就在距王府井不远的南河沿磁器库胡同，具体位置很有可能在南岔道7号院。李克农立即请北京市公安局配合，对7号院的10户居民展开秘密调查。很快，侦查员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叫计旭的住户身上。这个计旭家里有异常电波，而且用电量特别大。
专案组调来了北京和平解放时完好保留下来的全市敌伪档案，并在一张发黄的表格上发现了计兆祥的照片。经过照片比对，计旭和计兆祥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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