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除了王国维、陈垣、胡适、梁启超等人在历史研究上的创新和建树之外 ，推动史学前进的还有历史观领域的新变革。这一时期，在政治黑暗、思想空气恶浊的 一片荆天棘地之中，新思潮却经过长久的蓄积而涌动，如春雷乍响，震动神州大地。这 就是以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新文 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进行思想启蒙，向旧思 想、旧文化、旧道德展开猛烈的批判，他们发表的大量政论，同时具有重要的史论价值 。从历史观的角度言，陈独秀、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继承了“世纪之交”近代 进化论传播和思想启蒙的前进趋势，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共和的精神，并且 大大向前推进，把进化历史观和民主共和思想与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彻底的反封建主义 精神相结合，与深刻地剖析现实社会状况和剖析旧的道德、文化传统相结合，与激励民 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革新创造热情相结合，因而对于“五四”前后的历史研究和整个 学术领域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对他们两人的理论建 树分开予以论述。但特别应予说明的是，二人发表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和主要观点有很 多是共同的，他们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和其后创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也是声气相通 、互相支持进行的，因而他们的观点和见识有许多的共性。
一、陈独秀：“思想界的明星”
陈独秀于1898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并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1901年到日本，入东京 高等师范学校。1903年7月，与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以后在安徽、东北 、上海从事教学、著述和反清活动，参加辛亥革命。陈独秀曾三次东渡日本，接受西方 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1915年由日本回国即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死气沉沉 、风雨如晦的社会气氛下，连续发表剖析思想界状况和社会现实的文章，向顽固保守势 力和封建统治展开猛烈攻击，影响之巨，成为思想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陈独秀通过剖析明清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状况的演变，提出国人必须共同 认识中国问题彻底解决的途径乃在于“伦理问题”。他以历史的眼光作分析，认为自明 末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相接触相冲突，导致国人历经层层障碍，步履艰 难地逐渐有所觉悟。先是视刚刚传入的西教西器为夸诞不可置信，而后开始接受了西方 历法知识。至鸦片战争发生，因西洋武力震惊中土，于是提倡学习西洋制械练兵之术， 有了“洋务”“西学”之说。至甲午战后至民国初年，又认识到应实行“变法”，学习 西方政治制度。而现今之下，国人则不得不面对虽然有了“共和国体”却仍然“备受专 制政治之痛苦”的严酷现实。以“自经此次之试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固以勃 发；厌弃专制之心，固以明确。”如何能够保住共和政体，避免专制复辟的危险？中国 如何免遭亡国？如何走上欧美国家富强之路？这就迫使寻找对中国问题根本的、最后的解 决办法。他把上述历史的经验教训归结为如下的结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 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 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 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1]（P34）陈独秀所强调的必须作 根本的解决之“伦理问题”，是对思想、文化、道德问题的总称，要从思想观点、政治 观点、道德观念等方面深入、广泛而彻底地除旧布新，解决民族的价值观问题。故他又 说：“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之最后 觉悟”[1]（P33-34）。这也正是梁启超在此后总结新文化运动兴起原因时所言：“要拿 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2]（P45）
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中即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呼吁青年们实现思想 的解放，他称近世欧洲的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 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以此激励中国青年以“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的果敢精神，向陈腐恶浊的旧思想、旧 道德展开猛烈的冲击，“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3]（P11）在此文中，陈独秀针对充斥于社会的因循保守习气，痛切地论述扫荡旧道 德、旧思想乃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极端紧迫的任务：“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 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晳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 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趋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 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3 ]（P12-13）因此他号召青年破除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虚文的人生观，树立自主的 、进步的、进取的、科学的人生观。
1916年9月，陈独秀又发表《新青年》一文，进一步号召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应实现一场 “除旧布新的大革命”。并进一步剖析旧思想、旧文化对国民最严重的毒害，在于人生 以做官发财、牟取私利为目的，由此导致种种罪恶行为和社会病态：
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 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 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 ，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 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 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 健者，莫之能御。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贱种”，即曰“卑劣无耻”。将忍此而终古 乎？誓将一雪此耻乎？此责任不得不加诸未尝堕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诸君之双肩。……吾可 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 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 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4]（P34-35）。
陈独秀又反复地用东西文化作对比，来激发青年和全民族的觉悟：“欧俗以横厉无前 为上德，亚洲以咸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欲求中国的富强 ，必须大力发扬进取、抗争、战斗的精神：“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 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 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 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 安重根！”他特别强调必须破除中国国情特殊的保守狭隘意识，以开放的世界眼光，大 力输入西方文明：“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各国之制度 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 潮流所及，莫之能违。”[3]（P13-14）1916年底至1917年初，他连续发表《宪法与孔教 》、《再论孔教问题》两文，对孔教展开激烈批判。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之下 ，尊孔复古的逆流甚嚣尘上，北洋政府竟然仿效袁世凯阴谋复辟之时草拟之“宪法草案 ”条文，将孔教列入民国宪法之中。陈独秀深刻地指出，孔教的核心即为“三纲五常” ，它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产物，其实质是区别尊卑贵贱，维护等级制度，对于新社会 新国家新信仰绝对不能相容。将遵奉孔教的条文列入宪法，完全与世界提倡民主平等人 权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 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 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5]（P4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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