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口压力与流民问题严重也有重要关系。中国是一个传统封建礼教浓重的国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家庭伦理道德的口号。“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各种场合恭祝的贺词。“早婚早育，妻妾成群”是家族兴旺发达的手段之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曾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常用语。在这种传统观念影响下，中国人一直以来以有能生孩子的女人为骄傲，不能生育为耻辱。当然这是生产力低下对劳动力渴望时产生的观念。但它的影响一直到近现代。据统计1851年中国人口增长到高峰，达到4亿3千万，到民国末年达到5亿4千万。按公认的近代中国“饥寒界线”，人均耕地4亩才可以维持温饱。1661年人均耕地5.7亩，1724年为5.6亩，1812年2.3亩，1851年1.7亩。（16） 土地的压力一目了然。过速的人口增加，资源有限，过剩人口必然游离于土地之外，流民增加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通货紊乱和通货膨胀与流民也有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银两、银元、纸币并行，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每一种货币都形式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也只是各种货币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性。还有随贸易而输入的各种外国货币，以及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的货币，也广泛流通于中国。其紊乱的情形可想而知。特别是洋厘行市的存在，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利影响。而纸币贬值在这一时期情况尤为严重。清末各省官银钱号已经滥发纸币。民国后，不少省市地方银行任意滥发，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甚至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各省纸币发行数目，广东约三千二百万元，跌至五六折。湖南约二千六百万元，四川约一千五百万元，江西约八百万元，均跌至七折。这是民国建立后二、三年的情形，以后虽然有所改善，但一般仍很严重。中央银行也未能例外，1919年和1921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给政府垫付款项，造成现金空虚，引发两次停兑风潮，两行的纸币在北京（京钞）均下跌。（17） 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艰难是巨大的。由于政府对货币发行缺乏有效控制，势必过度发行，造成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结果下层贫民百姓收入本就微薄可怜，遭此打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陷入贫困甚至流浪就难以避免。
第五，繁重的徭役赋税也是近代中国农民破产流离的原因之一。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重旧税，增加新税。1909年御史胡思敬奏称：“自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民力已岌岌不支。壬寅改练新军，分摊各省，岁盈千万，竭泽而渔，势成孤注。……农民也，漕粮地丁耗羡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而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潜逃者比比也。”（18） 这充分说明繁重的赋税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流民问题。民国时期，农民负担更重。孙晓村在《复兴农村与废除苛捐杂税》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民所负担的捐税，不仅种类复杂，税率苛重，而且征收的时候，额外浮收，任意勒索，欺骗中饱的情形不一而足。所以单单从有形的捐税上观察，还不够了解苛征暴敛的实况，而最残酷的苛征暴敛却是在征收的方式及其过程中。中国的征收制度，尤其在田赋方面，症结太深，结果使得人民常在负担之外有额外负担，以及额外的额外负担。”（19） 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任何一点家庭变故都可能让整个家庭“背过气”去。特别是当主要劳动力生病或失去劳动能力，整个家庭就无法生存。不流浪乞讨还有什么办法呢？
第六，战乱和兵燹也是这一时期加重流民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战火不断。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捻军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军阀混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不是主战场仍受波及）、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民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只有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才能有切身的感受。但我们从这一个接一个的战争名字当中也可以感受到“战垒连珠卷画旗，干戈扰攘炮声急。闾里为虚居民散，乞路颠沛唱流离”的悲惨境遇。战争不仅带来直接的血腥和杀戮，抢、占、扰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担心妻儿受辱弃产离家者有之，担心征兵离家出逃者有之，家财被掠无以为生离乡背井者有之。总之，连年战乱，生活困苦，不堪兵燹匪累，加入流民大军，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
第七，自然灾害导致饥荒是流民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发源于黄河，但在近代有母亲河之称的黄河也给沿岸地区另一个名称“黄泛区”。这只是水灾的一角。中国有长江、淮河、海河、滦河、辽河、珠江、松花江及大小河流湖泊无数。仅清代296年中记载的较大的自然灾害有1121次。其中水灾192次，旱灾201次，风灾97次，地震167次，雨雹灾131次，霜雪灾74次，蝗灾93次，饥疫164次，平均每年受灾约3.8次。（20） 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和饥荒。饿莩遍野导致瘟疫流行。中国流浪乞丐们最常用的乞讨词就是“家乡发大水，颗粒无收”。人们对这样的流浪乞丐也最为同情。1938年6月11日《中央日报》报道了水灾后难民们侥幸不死，缺衣乏食，魄荡魂惊，辗转外徙，饥馁煎迫，疾病侵寻，不为溺鬼，尽成流民的情况。（21） 我们也由此可以窥见自然灾害如何让下层百姓成为流民的。中国历史上因自然灾害舍家弃屋流落他乡的人数可能是最多的。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完善的救助制度和救济体系，下层百姓逢灾必难。仅有的出路要么投亲靠友，无亲无友者靠邻里乡亲帮助，无乡邻帮忙只好到富人家或乡邻讨饭，最后无奈只能流落他乡。有些人投亲靠友的过程中已经成了流民。幸运者安顿下来，不幸者只能继续流浪。对于中国读者自然灾害与流民的关系是最容易理解的。
比较英国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流民发展史中近代转型时期出现较严重的流民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值得比较研究的问题。第一，它是封建依附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出现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适应了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出现大量下层贫困化的现象。在英国主要通过圈地剥夺农民土地，使农民分化。而中国则是通过土地买卖和兼并。虽然在性质和目的上二者有一定的差异，一个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做原始积累，另一个主要是扩大财产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做准备。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失地农民流入市场参加到市场经济当中，成为自由但贫困的“飞鸟”。第二，是人口因素在两国的流民问题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上两国都十分突出。人口给土地带来的压力在两国都是导致流民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在近代两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自然死亡和灾害对人口减少的速度。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期必然出现人口过剩。因此，在一定时期里控制人口增长是十分必要的。第三，两国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以及与货币有关的金融问题。货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金融市场的波动直接与老百姓的生计密切相联。因此，通货膨胀与下层贫困化和流浪人口增加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第四，兵匪兵祸与解散家丁有异曲同工之效。虽然形式有些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战争是减少人口的方式之一，但它是最残酷的方式。不仅战争本身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战争后给社会稳定也带来威胁和后遗症。这一点应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和平的珍贵，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第五，自然灾害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灾难，在流民问题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英国有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是英国特有的一个原因。中国的寺庙和民间救济基本上一直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涉。
由此可见，近代转型时期流民问题至少是一些国家必然面临的问题。北欧四国、法、德、意、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流民问题，只是各国出现的程度不同。近代早期英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和社会相对较发达。（22）近代流民问题和贫困现象最早最严重。因此我们认为流民问题产生最大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倒退恰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造成的。或者说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进步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发展繁荣映衬下的贫困更令人同情和关注。在某些方面他们改变社会现实和他们自己所受的影响一样是双向。两国虽然近代化的时期不同相差300多年，但在转型期出现的问题却惊人地相似。仅这一点也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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