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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老大哥在看着你”:奥威尔的“1984”和被塑造的“1984”


    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基金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2016M590304)。
    
    “在冷战中,文化堕落了,这种文化生活是经过精心乔装打扮而堕落的。”[1]在冷战期间,这种堕落的表现就是美国通过其资助和控制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等文化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了新的意识形态传播的结构。“冷战杂志和机构建立了新的圣化管理体制——一种文学与文化的秩序,以此使某些作家如同世界作家那样,在一个新的国际文学体制中变得特别易于辨认。传播的新技术将作者与读者都置于完全不同的流通秩序之中。整个意识形态和世界文学的模式在冷战期间经历了决定性的历史转型。”[2]
    乔治•奥威尔[3]及其著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命运就是在这种新的文学模式转移中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象。“也许帝国时代的晚期没有哪位英国作家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对随后几代的文学与政治意识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4]在《动物庄园》(1945年)和《一九八四》(1949年)两本书中,奥威尔定义和构建了西方对极权主义政治和文化的概念。乔治•凯南就曾断言,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比他这位前途美国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所了解的现实更能代表苏联的生活。“由奥威尔……创作的虚构和象征性的形象,”凯南写道,“我从骨子里知道,”它比苏联图片更充分地代表了极权主义。[5]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的开篇写道:
    走廊弥漫着一股气味,像是煮过的圆白菜跟用很久的脚踏垫。走廊的一头有张彩色大海报,看起来不像室内装潢展示,用大头钉钉在墙上。海报上只有一张巨大的人脸,超过一米宽,是个年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留着又浓又黑的八字胡,长相粗犷而潇洒。温斯顿走向楼梯,没必要去试电梯能不能动,因为就算是情况好的时候,电梯也很少能动,而且现在白天电力都被切断了,这是为了准备憎恨周而实施节电措施。温斯顿住在八楼,他今年三十九岁,只是在脚踝上有静脉曲张性溃疡,所以他只能慢慢爬,中途还得停下来休息好几次。每爬上一楼,总瞧见电梯对面帖着那张巨大人脸的海报,八字胡男人就从墙上盯着你看,这张海报制作得很巧妙,不论往哪移动,眼睛都会跟着你。底下的文字写着:
    老大哥在看着你
    屋子里传来一个圆润的声音,念出一长串的数字,好像跟生铁制造有关。声音来自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牌子,就像是一面失去光泽的镜子,占据右面墙上的一块地方。温斯顿扭了某个开关,声音变低了一点,但内容还是听得很清楚,这项设备称为电屏,可以转小声,但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户边,看到自己矮小瘦弱的身形,穿着蓝色连身工作服更显得骨瘦如柴,但这是党制服,一定得穿。他的头发很柔顺,脸上泛着自然的血色,不过由于长年使用质量不良有肥皂、钝钝的刮胡刀,再加上寒冷的冬天刚刚结束,他的皮肤变得很粗糙。
    即使是透过紧闭的窗玻璃,外面的世界看起来还是好冷。楼下的街道上刮起一阵风,卷起了灰尘和碎纸片,虽然艳阳高照,天空蓝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一切事物却似乎都失去了色彩,只剩下随处可见的海报,每个视野最佳的地方都能看见那张大胡子脸,居高临下盯着每个人。他家门口正对面就有一张,上面写着: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对漆黑的眼睛跟温斯顿的四目交接。底下的街道旁也贴了一张海报,被人撕去一角,风一吹过便不停翻动,“英社党”这几个字不时就会显露出来。在很远的地方,直升机掠过屋顶,像只青蝇一样盘旋了一会儿,突然一个转变就飞走了。那是警方在巡逻,从窗户窥探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不过巡逻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不断传来碎碎念的声音,还在讲生铁的事情,以及第九次三年计划的圆满大成功。电屏发送讯息的同时也在接收讯号,温斯顿不管发出什么声音,即使是非常低声的悄悄话,电屏都收得到,而且只要温斯顿待在这块金属牌的“视线范围”内,他的一切动作和一切声音都会被看到、听到。当然,你没办法知道自己当下是不是被监控,也不知道思想警察有多久接上某个人家里的电屏,又是怎么监控,只能靠猜的。说不定他们一直都看着每一个人。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什么时候想接上你家的电屏都可以,你日常生活的前提就是有人会听到你发出的每个声音,除非周遭一片黑暗,否则就会有人看到你的每个动作,你就是得这样生活,而且生活也就是如此,已经习惯成自然了。[6]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如噩梦一般的未来,立即引了英国外交部、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关注。它们抓住书中对极权主义危险的考察不放,其实奥威尔痛斥的是一切政权——不管是右的还是左的——对其公民滥用权力。这本小说所指的对象虽然颇为复杂,但其总的含义还是明确的,那就是声讨政府的一切谎言和诡计。但是对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委员会来说,这一点却是可以忽视的并立即把它确定为针对共产主义。以致一位评论家认为:“且不论奥韦尔写书时究竟指的是什么,反正他为冷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神话……在20世纪50年代,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惯用的陈词滥调。”[7]
    很快,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在由梅尔文•拉斯基的《月份》杂志上开始连载。从1949年12月第14期至1950年4月第18期,《月份》分5期刊登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此使奥威尔成为《月份》杂志的秘密读者最赞赏的作家。从50年代开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就尤其在东德大学生和学术圈里成了秘籍,大家都在偷偷地互相传阅。不久之后,“奥威尔创造的词汇在东德被包括异议分子在内的很多人所使用:‘没落人士’‘双重思想’‘思想警察’,还有‘老大哥在监视你!’”[8]对于这些读者来说,即使只能读到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也能引发手榴弹般的反响”。东德的异议分子们也被这部作品吸引,还有积极投身政治的读者起初已经认为反抗没有了意义,却又重新找到了反抗的勇气。[9]就像原东德居民巴德尔•哈泽在1989年后回忆说:“温斯顿•史密斯成了我的文学朋友,就像之前卡尔•麦笔下的温内图一样。我进入他的角色,并且意图效仿他。奥威尔的书不仅激发了我个人的青春激情,我还从中找到一大幸事,大洋国的社会现象可以同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类比:像大规模行军、视当权者为偶像般的个人崇拜、对内外敌人的仇恨、为了不被视作异类而必须加入的党组织和国家青年团、存在于所有街角并留着山羊胡的老大哥形象,还有用手掩着嘴开政治玩笑。当时还有国家安全部,对我来说和大洋国思想警察的意义相同。”[10]
    《一九八四》所引发的强烈的社会效果,以及奥威尔与拉斯基和《月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他们与美国之间发展一种文化战略,尤其是与美国之音、美国新闻署、国务院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和部门之间发展一种文化战略”。事实上,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包括《邂逅》、《证据》、《当前时刻》等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所属刊物以及其他许多杂志纷纷加入到这一新的传播战略中来,从而推动了一种全新的跨大西洋文化形式的发展。1949年11月4日,西莉亚•柯万给美国之音总监查尔斯•塞耶的信中说,英国外交部正在将《一九八四》翻译成意大利语、法语、瑞典语、荷兰语、丹麦语、德语、西班牙语、挪威语、波兰语、乌克兰语、日语等。美国军方也于1949年在韩国出版了《一九八四》的韩语版。195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写道,像《一九八四》这的作品“因其反共产主义的心理攻势而具有极大的价值”。[11]
    美国拥有的全球传播能力,使得在情报机构的精心解构下,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创造出来的一系列词语迅速得到传播,并成为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有术语”。“他的新词——‘老大哥’、‘思想警察’、‘官腔’——虽然描述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迥然不同,但这些词语仍然嵌在当代话语中,我们往往很少关注或者讨论文学作品中象征的或者隐藏的东西。”[12]美国的全球传播体制在事实上是在重新塑造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并因此而强化了新的认知体制,“正是这一体制将《一九八四》注册在了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框架之内。一种认知的‘变形’,‘极权主义’——就像‘伊斯兰’、‘恐怖主义’或者‘西方’一样——‘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辩论风格、一套话语以及令人不安的诸多传播机会’。”[13]
    [1]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2年版,第13页。
    [2]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9页。
    [3] 注:乔治•奥威尔原名艾里克•阿瑟•布莱尔,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4]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8页。
    [5]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7-38页。
    [6] [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徐立妍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7]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2年版,第335页。
    [8]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9]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10]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55页。
    [11]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5页。
    [12]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9页。
    [13]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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