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展望
通过上面的评述可以看出，虽然这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具体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在研究方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在总体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今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如果希望取得突破，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1.继续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虽然以往的研究注重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但与城市形态有关的基本资料，如浩如烟海的方志、碑刻资料，至今没有进行过太多真正的整理。虽然中国古代方志的编纂存在各种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其史料价值不如正史，但对于城市形态研究而言，方志资料是最为直接的史料，具有正史所不能替代的价值。由于绝大部分明清城市都有相关的方志存世，对方志资料的全面整理，将会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综合研究奠定基础，由此得出的结论才更具有可信度。
2.加强逻辑学和分析能力的培养。这一点通过上文的分析已经毋庸置疑，我们之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正是来源于逻辑训练的缺失和分析能力上的欠缺。
3.理顺三个层次研究之间的关系。就综合性研究而言，应当在全面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用统计学的方法，从长时段归纳出城市形态各个构成要素的整体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的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征。而区域、断代和类型城市的研究，则应以综合研究为背景，客观的分析所研究区域、断代和类型城市的城市形态特征，其结论不仅是综合研究的细化，而且也可以修正综合研究的观点。在综合研究的背景之下的个案研究，一方面可以较为容易的挑选出能反映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典型特征的个案城市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寻找那些不符合典型城市形态特征的个案城市进行研究，以寻找这种特殊性所蕴涵的意义，甚至可以对综合性城市形态的认识提出新的挑战。
当然，上述仅仅是一种设想，但无论如何当前城市形态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已经促使我们必须在方法上有所创新。
注释：
①城市地理学中城市形态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城市形态指的是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空间物质形态；广义的城市形态“不仅仅是城市各组成部分有形的表现，也不只是指城市用地在空间上呈现的几何形状，而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社会过程，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人类各种活动与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郑莘、林琳：《1990年以来国内城市形态研究述评》，《城市规划》2002年第7期）。较早将“城市形态”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是章生道，他在《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4页）中，将“城市形态”的概念应用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李孝聪在《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中正式将“城市形态”纳入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并指出在古代城市地理的研究中，除了应考虑地理因素之外，还应关注当时的礼法制度对城市外貌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塑造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形态处在变革或转型时期，政治制度、礼法与社会观念的变化，总是会在城市形态上留下时代的烙印。除了强调城市物质形态之外，他还强调城市物质形态形成以及变化背后的社会、政治、礼法等人文动因。这种研究视角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城市是自然和人文相互作用的结果，城市中的位置要素除了受到自然地理的制约之外，更主要的是人类文化的凝结，研究城市物质形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可以说是广义的城市形态研究。在国外，从“城市形态”的视角来研究古代城市的论著较为常见，如莫里斯（A.E.J.Morris）的《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之前》（A.E.J.Morris,History of Urban Form: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Prentice Hall,1996.）、〔美〕凯文·林奇（Lynch，Kevin）著，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城市形态》（Good City For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等。此外，虽然现在以“城市形态”为题的论著数量不多，但在实际研究中大量以中国古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著都涉及到了“城市形态”的内容。
②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是关于这一问题影响力最大的论文，但该文仅是“提纲”，所涉及的城市也较少，而且作者此后也没有在“提纲”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似乎对这一观点也并无绝对的把握或者缺少进一步论述的证据。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③如卷二五“关市令”：“诸市四面不得侵占官道以为贾舍，每肆各标行名，市司每行准平货物时价为三等，旬别一申本司。”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06页。
④成一农：《宋、辽、金、元时期庙学制度的形成及普及》，《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⑤王勤金：《从考古发现试论扬州唐城的四至》，《东南文化》1986年第1期；李廷先：《唐代扬州城区的规模》，《唐代扬州史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蒋忠义：《隋唐宋明扬州城的复原与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45页；诸祖煜：《唐代扬州坊市制度及其嬗变》，《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盛会莲：《唐代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陈彝秋：《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赖琼：《历代扬州城市平面布局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李久海：《论扬州宋三城的布局和防御设施》，《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总体来看，关于扬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墙约束的城市外部形态的扩展和唐宋之间坊市制的演变，其他方面涉及的较少，而且关于坊市的研究受到先入为主的“整齐的坊市制”观念的影响，缺乏真正的实证研究（参见后文论述）。
⑥如王文才：《成都城坊考》（上中下），分见《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4期和1982年第1期；雷玉华：《唐宋明清时期的成都城垣考》，《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黄平：《从清代成都竹枝词看成都满城》，《文史杂志》2005年第6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城市的城墙、桥梁、河道、集市等内容，但缺乏对成都不同时期城市形态的整体性判断。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该书前半部分描述了清末民初成都的城墙、街道、市场等等与城市有关的内容，由于这种描述是作为后文叙述的铺垫，因此虽然文字不多，涉及的城市形态要素也不算丰富，但却能给我们以这一时期成都城市形态整体性的感受。
⑦宋元明清西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安城墙以及城市外部形态的演变，受制于材料，对宋元时期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较为薄弱，如朱永杰《五代至元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的初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年）分析了五代至元西安城市外部形态的变化，并通过街道布局、寺庙、衙署等分析了这一时期城市的内部结构，但这方面的论述更接近于史料的总结。西安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如赵荣《试论西安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主要特点》（《人文地理》1998年第3期），分析了历史上西安外部轮廓的变化过程，以及衙署区和商业活动在城内分布的演变，是对以往观点的总结。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九章“元明清西安城形态与结构演变研究”论述了元代至清代西安城市形态的演变，研究的重点在于城墙所限制的城市外部形态的变化（包括关城），并分析了明代的秦王府和清代的满城、南城，对城内衙署、寺庙、商业活动分布的分析较为简略。这方面最为重要的著作是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作者从城市内部空间格局的演变，以及文教、信仰空间、商贸空间和坊里街巷等方面对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做了细致的分析，这种细致的分析在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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