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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5)

关于方形城市出现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与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张驭寰则认为主要是受到《周王城图》的影响(23),这一观点就都城来说基本成立,但对于众多地方城市而言,《周王城图》的影响力起码是一个需要论证,不是仅仅凭感性就能得出结论的问题。
    不规则城市形态出现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以下解释:马正林认为不规则城市形态的出现主要受到经济因素和地形因素的影响;陈正祥推测圆形城市的修建“可能是为了节省经费;因为造圆形的城, 比较节省材料。但也可能和防御比较便利有关”。
    总体来看,以往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外部形态的研究,观点虽然基本正确,但所提出的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外部形态“规范”和“不规范”的原因,都是常识性的,而且基本都是感性的猜想,这种对“规范”和“不规范”的讨论,缺乏深刻的学术意义。
    研究中较为独特的是章生道的《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24)。这篇论文篇幅不长,但突破了上述著作中以“规范”、“不规范”为核心探讨问题的局限,注意到了复式城市这一特殊的城市外部形态类型。章生道将这一类型的城市外部形态划分为五类,虽然分析较为简略,但却探讨了不同形式的复式城市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思路对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2.城墙
    对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城墙存在一种普遍的认识,即认为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必要组成部分,或者认为中国古代绝大部分时期,地方城市都修筑有城墙。但在学术史上,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工程兵工程学院《中国筑城史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筑城史》是唯一一部对中国古代筑城活动进行研究的专著(25),从研究视角来看,该书无疑假设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书中没有对这一假设进行任何具体的论证。
    但是,关于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城墙的断代性研究已经揭示出从宋代至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不重视地方城市城墙修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很多地方城市可能并不存在城墙。如黄宽重认为北宋前期曾大量拆毁江南地区的城墙,只是“宋廷在侬智高之乱后,也改变对江南不筑城的政策,开始修筑城池”(26)。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正祥(27),而成一农认为宋代这种内地不筑城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了南宋末期(28)。党宝海和成一农的研究认为元代统一全国之后,曾拆除了江南很多地区的城墙,并长期采取不修城墙的政策,直至至正十二年(1352)才下令开始全面修城(29)。徐泓在研究了明代福建地区城墙修筑的过程之后,提出福建直至明代中期才全面筑城(30),成一农认为这是一种全国普遍的现象(31)。
    这种误解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马正林认为“从以上事例可以说明,明清两代,城市向郊区扩展已成为必然之势,城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不再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终于要与城市脱离关系”(32),而实际上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广泛修筑城墙的时期;又如施坚雅在论述“中世纪城市革命”时提出“发展最快的城市,是那些蓬勃兴起、成为地区重要经济中心地的城市,也正是这些城市的城门外面--不必说,特别是那些可达通商要道的城门外面--发展了更为兴盛的商业郊区”(33),也就是所谓的“城外郊区的发展”,这种论述显然有着一个前提,即唐宋时期的城市普遍修筑有城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以往中国古代城市城墙的研究忽略了“子城”这一在中国古代城市演变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子城萌芽于汉代,在地方城市中广泛兴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普及于唐代,衰落于宋代,最终消失于元代,这使得中国古代一些地方城市长期呈现内外重城的城市外部形态,但对子城进行过的研究很少,稍有系统的是郭湖生《子城制度--中国城市史专题研究之一》,该文分析了子城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但这篇论文多是文献的陈述,对于城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原因基本上没有进行分析。朱大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一文中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城市中的“套城”,其中也涉及到了子城,并认为军事因素是以子城为代表的“套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主要原因,但该文在研究时段上只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军事因素至多也只是子城产生的必要条件。
    3.城市中的街道
    有关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街道布局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极少,相关的研究不是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受到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一文的影响,一般认为坊市制解体后,原来用于分割坊市的十字型街道布局,逐渐被开放的长巷式或者丁字型街道布局所代替。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很多研究往往用十字街来确定城址的时代(34)。无论上述论文的结论正确与否,但必须要意识到以下问题:是否只有坊市制下才能形成十字街,以及坊市制下是否只能形成十字街这一种街道布局类型?
    对唐代十字街向宋代丁字街布局演变进行过较为深入分析的是杭侃,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宋元时期北方地区地方城市内的街道布局作了细致的分析。其结论认为“宋元城市较隋唐城市更多地考虑了军事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央对地方城市采用哪一种规划手法似乎没有硬性规定,故十字街和丁字街两种规划在不同行政建制等级下的城市中都可以采用”(35)。具体来说,宋元时期,在地方城市中,采用四门十字街作为主街街道布局的城市仍占有相当的数量,其原因杭侃认为是经济长期停滞和科技进步缓慢的结果。这篇论文中存在诸多问题(36)。
    首先,十字街在宋代之后的城市中依然存在,杭侃认为是因为经济长期停滞和科技进步缓慢的结果。这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在明清时期,甚至当代很多地方城市中依然存在十字街,十字街并不能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标志。其次,宋代以及宋代之后的城市中依然存在十字街,而且在明代建立的一些卫所城市中,也存在“十字街”的街道布局,因此单纯的“十字街”并不能作为判定城址年代的标准。再次,仅用军事防御的需要来解释街道布局由十字街转化为丁字街,在逻辑上也存在问题,如在战乱频繁,城市防御也非常重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岂不也应该流行丁字街?最后,就现有资料来看,唐代的一些城市中可能也存在长巷式街道,如苏州。
    总体来看,当前对地方城市街道布局的研究,结论难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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