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境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如果说，环境史研究什么带有本体论色彩，那么怎样进行环境史研究则让人感到有方法论意蕴。会议间隙，我们在与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交流并讨论环境史理论问题时，沃斯特风趣地说到，什么是理论？谁知道什么是环境史的理论？言下之意，这些问题是不容易回答清楚的。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不重视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沃斯特本人在这方面就率先垂范，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为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当年提出的三层次研究模式就有这方面的意义。虽然作为第一次真正具有世界规模的世界环境史大会，它肯定会着重于对大量实证研究成果的展示，但仍然有一些关于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论文在大会论坛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而且，根据我们的观察，能入围此次大会的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都有很好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从中，我们也可以品味到它们的理论和方法应用的特点。接下来，将分别从环境史的理论建设、材料使用和呈现手法等方面，记述本次大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一）理论建设的基本方向
此次大会中有两场理论色彩较浓的分组报告，分别称作“回归年鉴学派”（Coming back to the Annals School）和“环境史新探讨：用复杂系统理论构筑深入的叙事”（New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Using Complex Systems Theories to Form Insightful Narratives）。可以说，这两个专题的内容以及其他理论性较强的实证研究论文勾画了目前环境史理论建设的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方向即是在史学领域之内继承和发展能指导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另一个方向则是不断在史学领域之外求取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丰富环境史研究理论。
“回归年鉴学派”的这组报告和讨论被安排在8月5日即大会第二天下午进行。根据参与人数和讨论情况看，笔者认为，这是本届大会中规模和热烈程度名列前茅的几场小组报告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会学者对年鉴学派与环境史的关联或环境史理论问题的兴趣。据笔者初步了解，该组三名报告人均是来自法国的年轻学者。他们分别以“利害攸关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at Stake）、“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否接受美国环境史：一种解释假设”（The （Non）- Recep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y French Historians and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1970's and the 1980's:Hypothesis for an Explanation）以及“超越年鉴学派看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 beyond the looking- glass of the Annales）为题，对历史地理学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了地球的环境进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兴起于美国的环境史和环境研究的态度，以及塑造环境史的年鉴学派遗产悖论等问题，做了有深度的分析和陈述，从而引起与会的美、英、德、中、印度等多国学者的颇为深入的讨论。
在参与关于年鉴学派的分组研讨中，笔者感受至深的有两点。一方面感到，如果说历史学“没有属于自己的专门技术性术语”（12），那么综合或跨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环境史，就更加难以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专门之学，更别说什么古老历史学的分支了。因为，环境史不仅像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一样，使用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术语，将长时段的社会、经济、人口变迁等纳入研究的范围，而且还不同于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而使用着各门自然科学的术语，将更大范围的自然、生态、物种变化等纳入考量的范围。可以说，环境史的知识和术语体系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集大成，环境史俨然成为一种新型的历史学。另一方面，正因为环境史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集大成，我们，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从事环境史研究时，对应该从哪里出发、自身的文化和学术根基是什么、应该如何对待它们等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只要这样，才谈得上什么是学术上的创新。
因此，对于作为“新史学”的环境史，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它所继承的史学特征是什么？我们认为，这可以套用“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辞结构”（13） 这一概括。从此次环境史大会来看，大多数论文仍然具有这样的特征。至于如何叙事，其结构和内容又怎样等，当然受到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以及历史研究本身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模型的支配和影响。
其他学科理论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复杂系统理论”，这本来可以在上文提及的另一场理论色彩较浓的分组报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小组多位报告人没有与会，该小组报告被临时通知取消。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别的相关内容，谈谈史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影响问题。如前文提及的新陈代谢研究视角的运用，就是从生物学借鉴这一概念的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另外，在大会会前的博士研究生工作坊里，多位学者也谈到了学习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问题。来自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的库特·阿格尔德·尼尔森（Kurt Aagaard Nielsen）教授向学员们介绍了匈牙利学者卡尔·波拉尼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根植”理论，以及它与当今环境史研究的联系。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来自奥地利阿尔卑斯－亚得里亚大学（Alpen- Adria University）的韦雷纳·维尼沃特（Verena Winiwarter）教授通过其散发的论文向学员们引介了三种分别来自环境学、人类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模型。它们既可以帮助解释人与环境关系的动态变化，又可以帮助描述其静止的面貌，因此都值得环境史学者去了解，并将适合自己研究的部分“融入”叙事之中。
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创建、在历史社会学领域享有盛名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可以视从历史学外部借鉴并建构的解释历史进程的一种理论模型。令人欣喜的是，如今这一理论模型已被环境史学者创造性地应用于对世界环境史的研究之中。参加此次大会的美国年轻学者杰森·W.莫尔（Jason W.Moore）是这方面的后起之秀。2003年，他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用于环境史的“现代世界体系”？生态与资本的兴起》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沃勒斯坦的历史理论如何可以嫁接到环境史的研究之中（14）。此番在哥本哈根，莫尔进一步用一个实例来验证世界体系理论如何可以很好地解释生态的变化。他在报告中讲述到，1450－1800年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范围的扩大，不断有新的地区被纳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半边缘的金属冶炼生产中心，而这些中心一直在不断迁移和变化之中。进入“世界体系”的结果，不仅仅造成了当地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而且更体现出“荒野从森林中消失”的生态后果。
除上述方面之外，环境史实践者也探寻出一些针对专门问题的研究模型。比如，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里，波·保尔森向学员们重点介绍了“变化的基线”（shifting baseline）现象与海洋环境的关系。这种“基线思维”其实是可以应用到其他物质环境史的研究之中的。因为，不仅海洋中的海产储量的基线会随研究时间段而变化，其他自然资源也同样如此。考虑“基线”问题，可以帮助环境史研究者更好地做出历史评价，而环境史对具体“基线”的研究，也会给当今乃至未来的环境和资源管理提供更好的信息。
如果说，环境史著述的特征是“叙事”，那么，指导环境史叙事的理论和方法，毫无疑问是跨学科的。“跨学科”本身即是众多环境史研究者在概括其学科特性时最为强调的一点之一。从此次大会所呈现的研究来看，“跨学科”应该有层次之分。一种层次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和借鉴，另一种层次则是对和环境有关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作为人文学科背景出身的大部分环境史学者来说，后一种层次的跨学科研究更为艰难。因此，与会的学者都强调，在环境史研究过程上，历史学者需要和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合作，用团队的方式研究环境史，其效果将会更好。这里还以海洋环境史研究为例。玻尔·霍尔姆教授在演讲中用“全球海洋动物种群历史研究”（Global History of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这一项目说明，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者一起合作对于海洋环境史发展和保护海洋具有怎样的意义。同样，辛莫·拉柯南博士也用他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合作项目为例，说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民族学在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框架下可以很好地相互渗透，共同合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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