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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制度改革: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朝末年,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下令裁撤了全国原有的驿站系统。原本在陕西当驿卒的李自成突然失业,失去生计的他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崇祯为了节省区区几十万两白银,却丢了天下的事情沦为笑柄。


    但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崇祯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之前,明朝至少两次裁撤过驿站系统,之前的嘉靖皇帝和万历都曾经干过。可人家都裁出了余粮,而只有崇祯裁出了个李自成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明朝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一个明朝时期的西北驿站模型


    


    要理解明朝皇帝对各地方驿站的态度,首先就要弄清楚这套系统的运营模式。如果你仅仅把它看一个简单朴素的官营旅馆,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明朝,真正的驿站其实是一种豪华官方招待所。除了我们通常都知道的邮政和军事情报传递用途外,也承担着很多其他职能。按照当时的规定,大部分驿站都拥有二进甚至三进的院子。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朝廷经常有为官员们服务的驿站,其居住条件不会比当地地方官的住所差。


    


    明朝时的驿站有严格的设计和建造标准


    


    一座明朝驿,站至少拥有大门、鼓楼、中门、前后厅、左右厢房、厨房、库房、马房、驿丞宅等设施。大部分标准的驿站,有10间供官员居住的上房,20间供来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厢房。可同时接待几十名宾客入住。


    同时,这些驿站还设有自己的驿丞宅和办公室。当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厨房和马厩,还必须配齐马夫、驴夫、步夫、馆夫、库夫、斗级、房夫、厨夫等管理和服务人员。驿站内必须有供他们居住的大通铺房,甚至还有为备用的仓库和临时监狱供各类官员使用。


    所以,明朝时候的驿站,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遍布在全国的交通路线上。为全国的“体制内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其服务项目则比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更为全面一些。


    


    大明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数量不等的驿站


    

承担职能


    


    各级官员是驿站制度的直接受益人


    


    明朝驿站的服务职责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住宿服务--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不仅有享用者的配套设施,还要供应全部的服务人员。


    车马供应--以后来诞生了李自成的陕西驿站情况为例。西安驿有常备的马27匹、驴10头、拉车的牛若干、大车若干。如果这些还嫌不够,就可以叫上百名驿卒等着献出自己的肩膀。毕竟,这些底层官吏比起骡马来说,更能够吃苦耐劳。


    最后,还有旅费供应--这点恐怕是现代人最无法理解的服务项目。官员们住驿站不但不花钱,还能反过来从驿站里拿钱。在当时,有不少官差到驿站住宿,走时都要以各种名义索要银子。毕竟,驿站并不能覆盖所有区域,而办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给,那么驿卒甚至驿丞挨打,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明朝驿站的职能 远非提供交通和住宿


    

诡异的运营模式


    


    一座设施完善的驿站 往往需要当地人的努力奉献


    


    如果仅仅是不断被人勒索撒币,驿站系统可能不会成为数次裁撤的目标。但更要命的是,这些星罗密布的驿站,不仅不是用市场化方式运营的,也不是靠国家拨款养活的。每个驿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间摊派,用当地人的额外贡赋来养活。


    也就是说,驿站的日常运营维持都在基层官吏和基层百姓之间进行。既没有上下级官府的监督,没有约定俗成的市场规范。所以实际要向百姓们收多收少,就是驿站官吏说了算。


    


    明朝驿站的马匹在150年内食量增涨了5倍以上


    


    就从每个驿站都要配备的马匹来说。驿站的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粮食。早在朱元璋时期,驿站的每匹马每年就需要当地供应80石粮食。然而,到了150年后的明朝中期,陕西华州的一匹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粮食!而陕西当时的一顷耕地,只能出产7石粮食。所以,每养一匹驿马就需要十多户农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鉴于明朝人拙劣的育种技术,不可能将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样的体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150年内翻5倍还多。这些多收的粮食,其实是被来往于驿站的“体制内人员”和驿站工作人员吃掉了。


    


    驿站来往的很多官员都是管理者惹不起的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体制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好处不仅是免费,甚至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于是为了养活费用越来越大的驿站,系统内官员就只有向民间摊派越来越多的费用。至于摊派多摊派少,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其中,就有驿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还能积攒起千两家财。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如果不裁撤驿站,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迟早会造反。


    


    


    驿站的军事情报传递功能在明朝被大大弱化


    

历次裁撤


    


    嘉靖皇帝时 明朝就不得不开始裁撤驿站系统


    


    在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看到了这个问题。1558年,嘉靖皇帝在位,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


    但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但驿站的负担却并未减少。来往官吏们,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还要用车用马。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传递职能,后果就比较严重。例如,当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北京。不得已之下,这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宣布失败,一切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张居正的确曾有效遏制驿站的不良发展


    


    到了1576年,张居正大权独揽,也开始拿驿政下手。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法办了违规官员几十人,并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皇亲国戚。


    此外,张居正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 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这一要害下手。还把改革驿政,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最后,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可谓是官员特权受损,而国家财政和民众得益。但他在1582年病逝后,一切又故伎重演。

崇祯登场


    


    崇祯的改革最后害死了他自己


    


    最后在1629年,19岁的崇祯皇帝也开始驿政改革。急功近利的他可没有张居正等人的耐心,只希望以一揽子的大刀阔斧,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区别:


    张居正的驿政改革,着眼点是减轻民众的负担,节省了上百万两银子却只是附带的好处。而崇祯身为天子,却只是盯着这驿政改革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所以,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不过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


    此外,崇祯在改革执行上操之过急,缺乏耐心。他“一刀切”的命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嘉靖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进行,耗时数年。崇祯的改革却要各地在几个月内强行完成!


    


    崇祯的改革让2万驿卒当即失业


    


    于是在他的改革进行仅仅数月之后,陕西银川驿的一名叫驿卒就失业。当是他的名字还无人问津,几年后却成为了让崇祯头疼不已的李自成。


    但为什么崇祯首先要拿陕西来开刀呢?原来,明代的陕西布政使比今天的陕西省面积要大,其中还包括了今天甘肃和宁夏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陕北和陕南在气候与降水量方面区别很大。北部地区的平均气温在明末可能只有5-6度。陕北榆林地区在现代的年降雨量,也只有350毫米左右。而据《西北灾荒史》记载,明代陕西的旱灾发生率为1.71,大致是3年2旱!


    所以,我们大胆推测,在明代某些旱灾严重的年份,陕北的年降雨量可能低于300毫米。而现代沙漠的年降雨量标准是低于250毫米。


    


    大明朝的陕西省地图


    

闯王养成


    


    陕西的特殊环境 早就了闯王


    


    由于旱灾和寒冷,陕北属于明朝北方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当时,陕西人口峰值约为615万人,超过7成集中在关中和陕西南部。仅仅西安府就集中了全省民户的60%,而陕北地区只有不到3成。人口密度可能低于每平方公里10人,和今天的青海西藏相似。


    但即使如此,陕北的土地还是养不活人。因为旱灾频繁,造成粮食出产不稳定,还要承担边境地区过重的徭役和税收负担,流民问题在李自成之前就非常严重。在万历年间,延安府米脂县的农民就曾经逃亡大半。米脂县志曾经记载“十三里之民, 在者仅余二里”。考虑到明朝以110户为1里,也就意味着逃亡人口占到民户的85%。长期存在的流民大军,为还未落草成寇的李自成,早早准备好了充足兵源。


    


    明朝一直在贫瘠的陕西驻扎大量军队


    


    此外,由于明朝一直面临北方蒙古人的威胁,陕西长期都是朝廷的边防重地。当地驻扎了重兵,陕西的军户就约有15万户,驻军人数大致在20万左右。明朝中期后,军队逐步转为募兵制。于是所需的军饷对陕西民户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这样一来,陕西的驿站数量占比在全国偏高。大明朝全国有1/10的驿站都分布在陕西。由于地方偏僻,每个驿站之间的距离往往相隔80-100里,不少到驿站服务的民夫往往要辗转百里。所以陕西的驿站在那个时代都被称为“苦驿”。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明朝中期后,全国的驿卒由原来的民间临时征派改成了雇佣制。到了明末,陕西全省有约4万名职业驿夫,他们完全靠驿站工资养活。一旦失去工作,没有了土地的他们,除了落草为寇外,就只有死路一条。


    


    西北边军也饱受欠饷之苦


    


    1629年,崇祯的改革如一阵狂风般刮到陕西。一夜之间,60%的驿卒,也就是超过2万人忽然失业。李自成就这样加入了失业大军。他因此还不起债,只能在债杀了债主后,跑到边军中谋生。谁知道崇祯将大部分军饷都丢到了辽东地区,造成了西北边军欠饷。已经杀过人的李自成便再没有心理负担,是很快杀官哗变,正式转变著名草寇。


    这些由驿卒或者边军变成的叛军骨干,不仅有组织和军事技能,还懂得朝廷和军队运作情况。于是很快和陕西当地存在的数十万流民集团结合,很多人成为流民集团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明末的大起义从此无法遏制。


    


    崇祯的改革直接给起义者开了绿灯


    


    何况,即便没有李自成这个人,其他2万个有相似经历的驿卒,都可能站出来承担类似角色。历史的进程在某些阶段,往往已经不能依靠细节修正来改变全局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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