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正史、别史与野史的分野
正史、别史、野史的说法，只有中国才有。古代中国因为把史学当做“生人之急务，为国之大事”，所以也就有了官修与私修、正史与野史的区别。在西方，史学一直处于民间位置，是可有可无的学者事业，统治者不是太看重，所以也就无所谓正史、别史、野史的区分。
“正史”的本质是“国史”，就是“标准国史”。以前的说法，“正史”一词，始见于南朝梁人阮孝绪编纂的《正史削繁》。现有资料表明，南北朝“正史”的使用时间差不多同时。北魏正光初（520年），书法家江式（？-523）曾被封为“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25）。这是一个职务名，“正史”自然应是名词。阮孝绪的《正史削繁》共九十四卷（或作十四卷），据说是“合抄众史者”（26），也就是说，是改编诸国史而来。原其旨意，应是为大家提供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当时是手抄本时代，人们没有时间与精力阅读众多国史。阮孝绪根据自己的旨意，精择历朝国史内容，于是就有了《正史削繁》。从题目上分析，“正史”似是一个名词，但梁时没有政府钦定正史一说，阮孝绪本人更没有资格指定正史。所以，阮氏之称正史，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是手抄本时代，正史意味着正字，即文字经过校勘的国史定本，这类似后世的公开出版。
可以肯定的是，唐初已经有了作为专有术语的“正史”一词，如令狐德棻就对唐高祖说：“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27）此处“正史”应是“标准国史”。吴兢甚至作《兵家正史》九卷，此处“正史”应是“标准史”。其后，贞观年间修的《隋书·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继承《七录》史部分类的同时，将“国史”替换为“正史”，从此沿而不改。如唐人说：“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28）五代时贾纬对监修赵莹说：“《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余朝未有正史，请与同职修之。”（29）此两处“正史”，正是“标准国史”之意。宋人经常所用的“正史”，也是“标准国史”之意。刘知幾《史通》卷十二为《古今正史》，讨论历代国史编纂情况，内涵比较宽，不完全是“正史”。史部分类由“国史”而“正史”，强调的是不同的含义，前者反映的是史著内容的国家本质，后者体现的是史著的政府钦定性。“国史”是一个泛称，泛指以国家历史为内容的史著；而“正史”是一个特称，特指政府认定的某一种标准国史，即用纪传体写作的某一部国史。总之，修“正史”是唐人开创的活动。
自唐初出现“正史”，稍后也就有了“野史”。“野史”一词，据考察，最早出现于唐朝中期。沙仲穆《太和野史》十卷，是可知的第一部用“野史”的史著。太和（827-835年）是唐文宗年号。《野史甘露记》二卷，记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事件。五代时期，“野史”见于记录。如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史馆奏“宣宗已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30）。宋以后，“野史”一词的使用频率稍增，南宋高宗时期有秦桧禁绝野史事件。两宋直接用“野史”入书名的作品，有林希《林氏野史》八卷、龙袞《江南野史》二十卷。“野”是相对于“朝”而言的，亦即“民间”与“官方”的区别。一般说来，凡未经政府组织或认可的、由私人或民间人士所记述的逸事杂闻记录、史著，都可以称为“野史”。“野史”的主体是“杂史”。所谓杂史，按《隋书·经籍志》的说法，是编年体、纪传体之外“率尔而作”的体裁不成规范的史学作品。由于没有规范，所以“非史策之正也”。由于野史内涵过泛、范围过宽，自然也就难成一类，故在史部目录学中没有“野史”一目，仅明朝的《百川书志》设有“野史”一目。
与“野史”比较接近的另一个概念是“别史”，它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它一般也指纪传体史书，因它多是私修，没有得到官府的承认，所以习惯称为“别史”，犹大宗与小宗之别。别史之设，始于南宋。陈振孙称“义例独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31）为别史。以后，《宋史·艺文志》也沿用。野史是一个内涵相当庞杂的术语，野史的作者，野史的体裁，野史的内容，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想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述野史内容的特点，是相当困难的。
唐宋时期“正史”、“野史”、“别史”分野意识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内在与外在要求结合的产物。从内在要求来说，史书数量的大增，国史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国史文本数量多了，也有点滥了，自然要选出一部最优秀的文本，以凸显其中心位置。当时中国仍处于手抄本时代，一国历史有多种版本，如至唐初，晋史竟有“十八家晋史”之说。就是同一部国史，也因抄者不同而会在文字上出现差异，出现不同版本。在这种状况下，必须由政府出面，确定一部标准的国史文本。从外在因素来说，编纂力量的多元化，官修之外的私修力量也不能轻忽。面对这种挑战局面，政府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要求加强史书编纂的控制，提供标准的历史文本，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史叙事框架。像改十八家晋史为新的《晋书》，反映的即是政府对史书编纂控制的加强，是以政治上的标准化要求史书编纂上的标准化。“正史”与“正经”一样，是政治权力涉足经史领域的产物。由政府组织编纂或认可的史学作品，是正史；而由民间或私人写作的作品，就成了野史。这种差距，正反映出政府审定权力在起作用。“正史”中心地位的确立，必然是野史地位的下降及其合法性的弱化。如宋人说“左氏之说，出于野史，学经者所不取”（32）。此处说到的“野史”，明显有轻视意味。明清时期的“野史”概念，内容广泛，既有成体裁的，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也有不成体裁的杂史、笔记等，实际上包括了“别史”，正说明了政府权力的强大，正、野对立意识的强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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