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所反映的《尚书》篇题出现的这些情况，实际上表明孔子“编书”对于《尚书》成书和有关文本形成上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也并非以做成《尚书》统一或标准的文本为目的，而因孔子“编书”形成的《尚书》文本很可能只是《尚书》成书过程中出现的众多早期《尚书》文本中的一种。这实际上意味着历史上很可能并非只有孔子一人、也并非只有儒家一家做过“编书”的工作。
我们从对《说命》三篇用字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特点的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关于这个情况的一些佐证。简本《说命》三篇文字与传世文献所引用的《尚书·说命》文字在字的运用及表达方式乃至篇章编排上均有不同，而这些不同应该都不是出于传抄中的偶然误作，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差异的反映。
如《国语·楚语上》中记有白公子张的一段话，经清华简整理者有力论证，现在普遍认同是引用了《尚书·说命》佚文，其文字与简本《说命中》则可大段对应⑧。但两者的不同也颇值得注意。首先在语序上有多处不同。如《楚语上》“若天旱”句在“启乃心”句前，简本则相反；“若津水”句《楚语上》置于整段第二句，简本则为反数第二句。在用词上二者则互有增减现象。如《楚语上》“若金，用汝作砺”，简本在“汝”前增“惟”；《楚语上》“沃朕心”，简本句前增“日”；而在简本“汝作舟”“汝作霖雨”等句前《楚语上》均增“用”；简本“若诋不视，用伤”，《楚语上》于“视”后增“地、厥足”。简本与《礼记·缁衣》所引《兑（说）命》内容在用字、用词和语序上也均有较大差别。如简本有“惟干戈作疾”一句，《缁衣》所引则完全不见；而《缁衣》引文有“惟甲胄起兵”，简本则阙如。《墨子·尚同中》所引“先王之书”《术令（说命）》的一小句，同简本和《缁衣》所引文字也都有不少出入（《墨子》作：“唯口出好兴戎”，《缁衣》作：“唯口起羞”，简本作：“（且）惟口起戎出好”）。⑨这些用字、用词及语序上的差别似乎都很难用传抄人的误作来解释，而更可能是由于所依据的文本本身的不同。
还有一个现象也反映出《尚书》文本形成的复杂性，即《礼记·缁衣》以及《文王世子》《学记》所引用的另几条《尚书·说命》的文字不见于简本《说命》，而见于更晚出的孔传本《尚书·说命》（有文字上的变动）。但这些文献所引用内容源自古文《尚书》系统文本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孔传本《尚书》的大部分文字均与清华简《说命》不同，故其整体上作为《尚书》较早期文本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如果这几条引文并非出于杜撰，那么它们最大可能应该是来自有异于简本《说命》的另外一个或数个《尚书》文本系统。李学勤曾就此现象表示：“这大概是传本不同的缘故。”⑩就上述事实本身而言，实际上也不能排除与自成书最初阶段起就可能有不同的《尚书》文本系统出现有关。这不仅表明清华简中的《尚书》文本似乎并不能看作是《尚书》成书过程中唯一形成的文本，同时也反映出《尚书》成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呈“多元性”的复杂现象。
与清华简《说命》三篇所反映的古书成书中文本形成上的这种情况相类似的，还可以提到清华简（壹）中的《金縢》与传世本今文《尚书·金縢》在文字上有大幅差异的情况。廖名春曾概括二者的异同说：“竹书本《金縢》与今本首尾一致，但中间行文却有详略之异。可以说今本详尽而竹书本简易。”（11）尤其是今传本中有关于周公祝告和举行占卜的详细描写，简本则有大幅的省略，关于占卜的情节甚至基本没有提。这种内容上的大篇幅的差异，很多时候只在不同的文献之间出现，在同一文献的不同文本之间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并不寻常的，所以应该想到这可能是反映了早期古书成书过程上不同于以后时期的特点。李学勤在有关分析中也认为这是属于同一文献活动中的问题，因此提出：“清华简与传世本《金縢》应分属不同的传流系统。”（12）作为进一步的思考，实际上恐怕也还不一定能排除在更早的所谓“编书”的环节上亦即成书过程中简本与今传本也已经是“分属不同系统的”，虽然这可能会使对于古书成书的界定变得更为复杂。
早期《尚书》文本形成过程中之所以有这些复杂情况，其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与《尚书》本身是在对古代原始公共文献资源利用的基础上编纂成书的有关。我们现在说到所谓《尚书》的“成书”，很多时候指的是今天所见的《尚书》文本的形成过程，但实际上在这些文本“成书”前，《尚书》的主要文字内容应该已经在一定意义上以未知的形式流传和被利用了。这很容易证明。《左传》昭公二年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所说的“《书》”无疑是指孔子编书前就已存在的《尚书》文本，但因此时孔子才十一岁，故不可能与孔子“编书”有关。这个文本应该就是在西周以来藏于周室和少数诸侯国（如鲁国）公室，由各级史官撰写、整理和保管的官方历史文献和其他资料基础上形成的某个原始《书》类文献文本。从《左传》定公四年关于周初对鲁、卫、唐（晋）分封情节的详细记述中可以知道，鲁国拥有这些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则是周初对鲁分封时由周室赐与鲁国的“典策”。目前的《尚书》学研究对这类原始的书类资料与后来被编为《尚书》各篇的文字之间的关系是肯定的，认为它们应该是后者内容的原型或雏形，唯其早期文本的具体形式现在还无法知道。
原始书类资料在很长时期里除作为官方文件的用途外，还以未知的形式被用于贵族教育。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曾记述赵衰称晋将郤“说礼乐而敦《诗》《书》”，便是当时贵族学《书》的一个写照。但在早期，这些官方历史档案资料对全社会似乎还是封闭的。《左》昭二的记述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即此时能够接触原始书类文献的似乎还只包括如韩宣子这样的高级贵族，并且还十分地不便。但在孔子成年时这个局面显然有很大改变；编书已经成为孔子教学活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书类资料已进入向更多人群开放的阶段，而且很可能早期原始书类资料也由此进入摆脱官方收藏限制而开始形成某些流行文本的过程。孔子看来是加入这一过程的一个先行者。
正因为《尚书》成书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和背景，孔子编书所形成的《尚书》文本，显然不必是唯一的。孔子之后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不同的《尚书》文本会陆续出现，这些都应该是可能的。在以往的《尚书》学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战国时期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也对《尚书》做过整理工作，如刘起纡曾表示“墨家也把《书》篇作为主要读本”并对《尚书》大加利用，并提出：“对于《书》的搜集编排不止儒家一家……有的或且过之。”（13）现在清华简《说命》三篇的情况反映出早期《尚书》文本确是具有某种多元性的，而简本《说命》三篇本身则更可能是《尚书》成书过程中出现的某种未知文本，从总体上说明刘先生早年的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归根结底也有助于人们看出《尚书》成书过程确实不是单线性的，而是带有某种多元或多线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