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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三态观”看国家知识、民族教育与文化身份的关系兼评阿普尔与伯恩斯坦的教育知识社会学思想


    作者简介:钱民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钱民辉(1956- ),男,山东单县人,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
    内容提要:学术是自由的,但研究是严谨的。民族教育的研究中自由是有的,但严谨还缺乏。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本土理论缺位的情况下,盲目引进西方理论去研究、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民族教育,不仅不能真正做到理解,反而常常会产生误解和误识,并会在实践中误导。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西方教育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学者的教育知识社会学思想和关键术语进行分析。其次,在厘清西方理论、术语产生的制度和学术背景的前提下,指出了西方理论对我国民族教育的解释存在着局限性和失配性。最后,从“意识三态观”的综合视野,对国家知识、民族教育与文化身份及其相互的关系做出了分析。
    关 键 词:意识三态观/国家知识/官方知识/潜在课程/语言编码/three ideology-based ideas/national knowledge/official knowledge/potential courses/language codes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族教育与文化认同——基于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与实践”(项目编号:11JJD840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我国学术界谈到的民族教育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所有国民进行的文化传承、外来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狭义的民族教育则专指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是狭义的民族教育。从大类来分,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教育。从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看,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教育都是在自己的文化、生活和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教育一般与族群、宗族和宗教活动有关,过去有很多学校就是设在祠堂、寺庙或教会之中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新式学校,开展民汉双语教学,统一所学的课程知识。这就出现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国家知识与民族教育的重新建构的问题,以及民族教育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可以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作为民族教育的国家建构尚未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新的建构还在继续;作为民族教育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身份)虽已形成,但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与歧异;学校教学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冲突也会以潜在课程和不同的语言符码形式出现。为此,本文首先对教育社会学领域中曾对国家知识与族群、阶级关系做出研究并有理论建树的两位著名西方学者的思想做出评论;其次,试图解释并说明同样的概念和知识社会学思想在中国与在西方国家中的语境中有何不同;最后,从“意识三态观”视角对国家知识与民族教育的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作出分析,尝试建构本土的理论解说和概念体系,这也是本人提出“意识三态观”的初衷[1]。
    一、如何看待我国民族教育中的“国家知识”与西方的“官方知识”
    在近三十年的教育研究中,西方有许多理论被引介进入我国学界,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些理论确实能打开国内研究者的思路,借助理论思考也能深入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一般规律。而从消极的意义上说,过分依赖西方理论也造成了国内学术研究中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重理论轻实践甚至用理论代替了实践。本文所谈到的合法化知识,即“国家知识”(States Knowledge)与“官方知识”(Official Knowledge),由于没有考虑到具体的语境(Context),而被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不加区别地使用并不鲜见,从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官方知识就是“合法化知识”即国家知识,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使用的。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