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大学历史教育不能停留在朝代兴亡等历史事实的讲述层面上，而应当把“风化大势”作为教学的重点。刘咸炘的这一教学思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刘咸炘治史重“察势观风”③。他计划撰写一部书，专门探讨“古书中概论人地关系之言”，“各方古今风俗”，“南北风气大别，历代各方人文势力之通塞盛衰”[13]372。他这样的治史精神反映到他的历史教育思想里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他继承晚清史家龚自珍在《尊史》篇中提出的“善人”和“善出”之说，并把龚氏的思想引入近代历史教育的领域中。龚自珍在《尊史》中说：“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14]龚自珍这段话里反复强调的“山川形势，人心风气”，恰与刘咸炘所宗法的“察势观风”若合符契。刘咸炘评价龚自珍的这番论断是“得史之大凡矣”[15]23，抓住了历史研究的精要之义。刘咸炘认为：“读史有二法。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16]244这是对龚自珍学说的发挥。结合刘咸炘的上述论述，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历代兴亡概要”乃是“事实之始末”，是“入”，是历史教育的第一层次；而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应当从历史事实中“出”来，以“察风势之变迁”，这比单纯学习历史知识要高一个层次。
为了实践这一想法，刘咸炘在国立成都大学讲授历史时便自编教材。在他看来，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史书内容或不完备，或过于繁重，均不宜作教本。他选取《周易》、《左传事纬》、《商君书》、《史记》和《汉书》为素材，以《史记》、《汉书》为主，编成讲义简稿。刘咸炘选辑这些史学名篇作为讲义，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这一点，从他所写的简短评语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他认为《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为太史公通古今之纲领”，《陈涉世家》乃“匹夫崛起，古今一大变”[12]441，这些正和他“明风化大势”的教学目的相符。他在课堂口授时，对这些史料又详加阐释，其目的也在于让学生知晓“古今之变”，明白“风化大势”。
在探讨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时，还有必要重点剖析他所说的“风化大势”的内涵。对这一术语，刘咸炘既有宏观的阐释，也有具体的举例说明。他说：“读史察变观风，综求其事之关系，比于以索贯钱，先具归纳所得之索，以备学者之演绎。……自汉至今，世代久远，大势之变虽少，而小变多矣，不可胜举。”[16]245他列举了先秦至明代在国体、政权、官材方面的变化，并分析道：
恐诸侯之叛己，故行独治。独治则权臣易夺位，故行独揽。独揽则宦竖易弄权，分治之亡也瓦解，独治之亡也土崩。轻世族则无与共安危，抑武人则无以御寇盗，罔不有弊，所谓祸常发于所备之外者也。至于虚风，则君之治术、士之学术为最大，与上政治大势，皆为诸小端之纲。[16]246
综合刘咸炘的诸多论述来看，他所说的“风化大势”，主要是指土风、士风、时风、社会心理，似与司马迁的“古今之变”相通。同时，刘咸炘对“风化大势”的讲授，也与乾嘉史学名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姑取赵氏《廿二史札记》，选标一目，以示求绪之法”。赵翼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识高明、善言风俗的史学家。从刘咸炘的史论文章来看，他是继承了赵翼论史之风的。但刘咸炘的重风势，与古代史学家的言风俗，毕竟已有不同。“今重风势，非如政书之分类，故于制度稍略，或为一朝之风，或为一代之风，大则为古今之变，小则仪物之象，亦风中征，大包小，小见大，在学者通观之”[16]247。刘咸炘已经具备了近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观念，所以，他说的“风化大势”虽语出古代，但其精神和目的与前人有很大的区别。他在历史教育中提出的“明风化大势”，是融汇了古代史学传统和近代史学精神的产物，是他在历史教育思想上由旧学而新知的集中表现。
为了实现“明风化大势”的历史教育目的，刘咸炘主张研读精辟的史论，从中获得对历史发展大势的认识。在完成于1930年的《史论要抄》中，刘咸炘写道：“吾斤斤言史识，不可不有所举例。史识所识者，古今之变也。……可借古人之论以示例。”[13]355《史论要抄》按“论风气”、“论权势”、“论政治”三类辑录了袁宏、叶适、顾炎武等人的历史评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刘咸炘理想中史论的典范。刘咸炘说：王夫之“论多统综之识，其言皆有物，非搜剔委琐之比。吾虽不敏，姑以短词效其宏议”。于是，刘咸炘撰成《读〈通鉴〉记》一书，其重点是“人伦得失、国事是非、议论邪正”[17]621，这些也是“风化大势”的题中之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高校历史教育的理论、内容和方式都经历了较大的转变，刘咸炘提出的“大学课程宜明风化大势”的理念，摆脱了传统历史教学重朝代兴亡史事的窠臼，把讲授历史进程的趋势和社会风气作为历史教育的重点，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深刻认识，有其时代进步性。刘咸炘生逢晚清和民国，政权交替频仍，促使他思考历史上“古”与“今”的变化。他把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融入到自编教材中，对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具有重要意义。
1928年，刘咸炘在《自题三十二岁像赞》中评价自己：“五岳平，无权势。两耳白，有智慧。眉目寻常不足畏，额有伏犀亦疑似。褒之曰清，贬之曰无能，直言之曰读书人。”[2]545他以读书人自居，也始终以读书、著书、教书为志。纵观其短暂的一生，在从塾师到教授的历程中，刘咸炘承袭了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教学理念，如“仿学海堂法”[7]386，也借鉴了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思想，“近来教育学说变注入式为启发式、自发辅导式，置重学生，启其自动，此说甚是”[8]165。刘咸炘在教学思想上兼容并包，重点在于让学生明理，训练史识，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历史学的教育功能的深刻思考。民国时期，私塾教育和新式学堂教育并存，刘咸炘身兼二职，无论在传统教育方面，还是在大学历史教学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生前编辑自己的论著时，已设“授徒书”一目，专门裒辑历史教育方面的论著，说明他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反思是非常自觉的。他在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阐释历史教育的功能，总结历史教育的方法，并对大学历史教学的内容与宗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在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上都理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收稿日期：2010-12-1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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