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方面的贡献，“”、“戊”字解释可为代表。“廪给·31”简有“”字，王氏根据大谷光瑞新疆所得《唐韵》残片及《一切经音义》卷二之记载，推断“”为“”之俗字，即“穄”，一种不粘的黍。又，《玉烛宝典》引《苍颉篇》曰“麇，穄也”，据此可以得出此字形体大致演变顺序，即：。另外，作者同意程瑶田、段玉裁的意见，认为《周礼·土训》郑玄注“荆扬地宜稻，幽并地宜麻”之“麻”字，当为“”之脱讹（56）。“戍役·30”有言曰：“户与戊不调利”，此“戊”为何物，不得而知。王氏指出，“戊”与“户”对举，似为“牡”之通假字。《汉书·五行志》“长安章门门牡自亡”，颜师古注曰：“牡，所以下闭也。”古文献中，多“关”、“牡”连文，古代闭门时，以横木施其上谓之关，又用直木自上往下贯串门关，横木为牝，则直木谓牡。所谓“户与戊不调利”，即戊（牡）失去闭门的作用。
“马矢”、“是瞀”等词语的解释，则体现了作者在训诂学方面的良好素养与敏锐眼光。“戍役·24”简中有“负马六石”，有学者将其释为“夫”，王氏认为应当是“矢”字，即马屎、马粪，边塞多储存用之。顺便，王氏还指出《墨子·备城门篇》“凿渠、凿坎，覆以瓦，冬日以马夫寒”中“马夫”，亦当为“马矢”之误，为文献校勘与考订提供新成果。“器物·32”中，有“……一石马夫二石革甲是瞀”的记载，其中“马夫”亦即“马矢”。关于“是瞀”，王氏认为，“是瞀”或作“鞮瞀”（《墨子·备水篇》）、“鞮鍪”（《战国策·韩策》、《汉书·扬雄传》）、“鞮鞪”（及《汉书·韩延寿传》），即兜鍪，就是古代兵士所用之“胄”。根据金文“胄”、“冕”皆从“目”的特点，兜鍪之“鍪”本字应当以从“目”、作“瞀”为是，“鞪”、“鍪”皆是后起之字。
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小学略说》论述音韵学发展时，指出：“大氐前修未密，后出专精。”即开创之作多有疏漏，而后学研究则向纵深、专精方向发展。王、罗二人仅靠模糊不清的图片，无从得见实物，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写作时间紧迫，更未赶上后世大量简牍文献出土之时代，书中讹误之处必然不少。因此，《流沙坠简》出版后不久，王氏即有《流沙坠简考释补正》一卷问世，1918年仍校正书中版刻之讹、增补新识之字（57），而收入《观堂集林》之文，亦多改写。
总括来说，《流沙坠简》主要有隶定之讹、考释之误、观点落伍、自乱体例等方面的不足。文字隶定方面，如“簿书·7”中“郡土吏”，当从伏见冲敬之见，释为“部士吏”；同样，简中“宜禾郡”亦当为“宜禾部”。因此，后世学者贺昌群、劳干、陈梦家、伏见充敬、陈直、方诗铭、林梅村、李均明、何双全、吴礽骧等先生，皆有大量校正（58）。
考释之误方面。仍以上述“簿书·7”之“郡士吏”为例，既然“郡”应当为“部”，似可以确定部当为侯官下一层管理组织，其长官为侯长，则所谓“部士吏”即侯长之属吏（59）。王氏将“天田”解释为未经恳治之天然之田（60），亦有讹误。另外，罗氏根据“遗文·6”简有“褚中公记进”、“近衣进御酒食”的记载，其中“衣”、“褚”所从之“衣”旁做“”形，罗氏即据此推断出“”为篆体、此简为西汉人所写、西汉时隶法尚未齐备等三结论，略显武断。
观点落伍也是该书的不足。如关于玉门关的考证，依照新出土简牍材料和实地考察，目前形成玉门关两说：一说认为玉门关本在敦煌西北、后世东迁；另一说认为玉门关本在敦煌东、后迁至西北，隋唐更东迁至现在瓜州县境内。前说以斯坦因、向达、夏鼐、阎文儒、陈梦家、马雍、吴礽骧、李正宇为代表，后说以沙畹、王国维、劳干、方诗铭、赵永复、李并成为代表（61）。这不仅大大修正了王氏的观点，更丰富了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而烽燧制度之复原、海头古城考证以及与此问题有关的李柏文书出土地之考察等等，亦存在以上情况（62），限于篇幅，不再论述。
自乱体例方面的问题，亦有例证。如“杂事”中第46、50二简，应分别归入“器物类”、“簿书类”。“杂事·87”为书札之残简，应入罗氏所撰“简牍遗文”内。而“遗文·13”简为《史记·滑稽列传》之片段，“遗文·40”为古诗之孑遗（四字韵语），皆当入以书籍文献考证为主的“小学、术数、方技书”部分，而误置于此。
三、王氏研究重要贡献
如上所述，王氏论述虽有诸多不足，但其简帛文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贡献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敏锐认识到以敦煌汉简、尼雅古城晋简、李柏文书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重视考古学在简牍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王氏指出，“斯氏所得，则皆汉晋人之簿书公牍，纪当时事者，较之史书之成于后人手者，尤为可贵”（63）；“此项木简中，有古书、历日、方书，而其大半皆屯戍簿录，于史地二学关系极大”（64）。通过这些出土文献，后人不仅对汉晋边郡地区及诸朝代在西北地区的苦心经营，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还为了解边郡屯戍活动、烽燧制度、文书管理以及汉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流等，提供直接而新鲜的材料。王、罗二人正是敏锐认识到这些材料的价值，才多次书告沙氏，希望对方提供有关资料；在得到沙氏图版及校读文本后，很快写出了此书。
王氏还重视考古学，注意简牍文献出土地点所提供的线索，尽力复原简牍保存的原始状态（65）。王氏注意到，“沙氏书中每简所记罗马数字皆纪其出土之地，而其地大都具于斯氏图中”的具体情况，在考订海头、效谷古城遗址，玉门关遗址，敦煌中部、玉门二都尉府治所时，都充分注意到简牍出土地点所提供的重要信息。同时，根据沙氏出土地之记载、斯坦因所绘之图，又综合梳理单个或大宗简牍提供的线索与信息，经过王氏的深入考证，敦煌郡附近的利汉燧、万岁显武燧、万岁扬威燧、吞胡燧、平望青堆燧、平望朱爵燧，玉门侯官属下当谷、广新、显明诸燧，大煎都侯官下之凌胡、厌胡、广武、步昌、广昌诸燧，皆在特定时空框架内得以复原，有了准确位置，《流沙坠简·表》就是最好的体现。“由是沙漠中之废墟骤得而呼其名，断简上的空名亦得而指其地。较之前此并空文考定者，依据灼然”。另外，王氏曾说过，“盖简数太多，尽失编次，欲整齐次第，复还旧观，良非易事”（66），他非常重视简牍出土前的原始状态的诸多线索。在研究过程中，他采用“木理”、“书法”、“文义”、“简式”（67）等多种标准或原则，通过断简缀合、简册编连等方法，尽力复原文书的原始编次与保存状态（6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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