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开创简牍著录、研究的新体式；同时，参照多种标准，对简牍文书进行合理、科学的分类。沙氏著作主要按照出土地点编排简牍文书材料，整部著作由释文、考证（有的简牍附法文翻译）、原简图片、索引等构成。王、罗二人则根本改变了这种做法。首先，王、罗二人在初步阅读与思考后，按照简帛文献性质、内容的不同，将之分成“小学、方技、术数书”（书籍文献）、“屯戍丛残”（官方文书）、“简牍遗文”（私人信札）三大部分。其次，利用这种原则，图版重新编排，考释集中进行。因此，《流沙坠简》整体结构则由图版、考释、表组成（69），奠定了后来简帛著录、考释著作的基本框架。另外，王氏完成的《屯戍丛残考释》，在简牍分类方面为后人树立了范例。王氏将出土文书分成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六大门类，综合运用了文字内容、文书体式、简牍形制等多种标准，体现了作者的深思熟虑与远见卓识。另外，在各类简牍文书考释内容中，不仅以相同简牍比较分析，还联系其他类别简牍，既使纲目清晰，又可达到左右逢源、论说深入、观点坚实的目标。后来，劳干、永田英正、李天虹等先生的论著（70），虽皆有补正，但大致仍未完全脱离王氏的分类方法。
第三，重视、实践并总结出具有深远影响的“二重证据法”，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力作（71）。简单来说，“二重证据法”即地下材料与书面材料互相比较、印证，是研究古史和古典文献的重要方法之一（72）。从王氏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深刻表述（73）。我们知道，“二重证据法”不仅是方法，更是理念和思想。自古代至今，虽有许多学者尝试或自觉使用过这种方法（74），但王氏最早在《流沙坠简》、《观堂集林》等论著中，特别强调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另外，他在研究甲骨、青铜器、封泥、简帛等出土材料时，将之作为方法论和思想准则，真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谨严科学的思维，贯彻到学术研究中去。“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力，李学勤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几十年的学术史证明，我们在古史领域中的进步，就是依靠历史学同考古学的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互证”（75）。
第四，作为奠基之作，开创了“简帛学”研究的新天地。自此，“简帛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作为独立学科登上中国学术的舞台，“与‘甲骨学’、‘敦煌学’并为近世之三大显学”（76）。王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77）。”陈寅恪先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78）。”二十世纪初叶，随着“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79）等文献的出土或面世，为学术界提供新材料的同时，也提出了新问题。王氏正是通过出土简牍的学术实践，不仅摸索出文字隶定、释文考证、有效分类、文本整理的科学方法，还在简牍形制、文书制度、历史地理、职官制度等方面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这些都是“简帛学”学科建立、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五，开创了结合出土实物、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研究古文书学的新领域。虽然，蔡邕《独断》有不少篇幅集中讨论了汉代的官文书体式，《文心雕龙》部分章节也谈到了官文书的特点，明代人吴纳《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名辨》等书从文体角度讨论了一些文书；但整体而言，古代还缺乏专门讨论文书的著作，文书学研究处于沉寂状态。正是随着西北汉晋简牍的出土、《流沙坠简》的问世，这种状况才被打破。王氏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用较大篇幅讨论当时的文书制度，是古文书学特别是简牍文书学的重要成果。在王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劳干、陈梦家、陈直、于豪亮、李均明、谢桂华、汪桂海等先生，结合后来出土的居延汉简（包括新简）、凤凰山汉简、尹湾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里耶秦简等文献，又取得更大进步（80）。同样，吸收王氏作品中的精华，以森鹿三、藤枝晃、大庭修、鲁惟一、永田英正等先生为代表，从简牍本身出发，从古文书学而非史学的角度，依照文书格式、出土地点、书法笔迹、简牍形制、文字内容等标准，以缀合残简、编连文书为重要工作，以揭示文书制度、复原“文书行政”为最高目标，开创了“简牍古文书学”研究的新天地，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高敏先生指出：“评价一部学术著作的质量高低，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看其在材料挖掘、研究方法和论证结果等方面，有无超出前人的同时代同行学人已有论著的地方（81）。”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如此，经典名著更应该在材料挖掘、研究方法、论证结论等多个方面具有超越前人、启示后人的成就。以《流沙坠简》等论著为代表，王氏的简帛学研究植根于清代朴学传统之中，在深入研读传世文献、具有深厚经史功底的前提下，以简牍帛书、碑砖刻文、钟鼎铭文等出土文献为基础，不仅利用文字、音韵、训诂学与史实、制度考证紧密结合之法，还借鉴“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82）、总结出“二重证据法”，态度谨严，思维缜密，文辞简约，证据充分，结论妥帖，在史事考证、史地复原、简牍形制、文书制度等多个方面取得影响深远的成果，值得我们永久学习。
注释：
①文中王国维先生、罗振玉、沙畹等先生之名讳，皆用“王、罗”、“王氏”、“罗氏”、“沙氏”等代替，非心存不敬，皆为行文方便，特此注明。
②关于“简帛学”之学科性质，何兹全、谢桂华、高敏等先生多有论述。参何兹全：《简牍学与历史学》，《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高敏：《略谈简牍研究与简牍学的联系和区别--兼与谢桂华先生商榷》，《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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