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0年秋，钱穆离开苏州赴北平，在燕京大学任教。此后不久，胡适离开上海公学赴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两人同处一城，交往日渐增多。
据《胡适日记》记载，1931年3月17日，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给钱穆，讨论《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3月22日，钱穆与顾颉刚、郭绍虞入城到胡适家中拜访。3月29日，胡适夫妇到顾颉刚家中吃午饭，在那里见到了钱穆、郭绍虞、谢冰心、吴文藻等人。《古史辨》第五册收录了一封胡适在1931年4月21日写给钱穆的信，讨论“五德终始”问题。信末附有4月1日所写的《周官》“杂记”，讨论《周官》的年代问题。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书札”中，收有钱穆致胡适的四封信，其中有两封信是他在燕京任教时所作。
在钱穆进入北平学术界之前，已有多种著作出版，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虽未刊出，却已得到浏览此稿的蒙文通、顾颉刚、陈寅恪等人的击节称道。不过，钱穆被当时学术界普遍接受，得到主流学术界巨子们的认同，得到胡适等人的欣赏，却主要得益于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930年发表在《燕京学报》第7期上，是一篇解决晚清经学上今古文之争的力作。《年谱》刊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原本相信康有为今文家说的胡适读到《年谱》后，很快放弃了古文经为刘歆伪造这一观点。
胡适痛快地接受《年谱》的结论自有他的道理。在胡氏的治学中，有一个由“疑”而“信”的转变过程。胡适原本是古史辨派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疑古远远早于顾颉刚。早在顾颉刚发动“古史辨”运动之前，胡适就有“井田之辨”，认为古代中国并没有均产的井田制度，“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是孟子“托古改制”想像杜撰出来的。在胡适“井田辨”的启发下，顾颉刚提出了“古史层累造成说”，从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运动。胡适对顾的“层累说”大加称赞，称这一见解“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是史学领域的一次革命，甚至提出了“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极端主张。不过，在20年代末，胡适逐渐由“疑古”转向“信古”。1929年3月，顾颉刚到上海中国公学去看望胡适，胡对他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⑦ 顾颉刚听后大惑不解，急出了一身冷汗。
作为现代疑古运动的首倡者、古史辨派的坚定支持者，胡适最终由“疑”转“信”，这是疑古派内部分化产生的一个标志。而钱穆《年谱》的发表，客观上促使了这一分化的加快。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⑧ 由此看来，胡适称《年谱》为“一大著作”，作得“谨严”，“十分佩服”，决不是泛泛的客套之辞，因为在他古史观转变的过程中，该文的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1年夏，钱穆因不适应教学大学的环境，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后南归苏州。离开北平前，他曾专程到胡适家中拜访，未能相遇，后留信一封：
适之先生大鉴：
日昨来城拜谒，末得晤教，深以为怅，即日匆匆南旋，不克走辞。《周官》一稿尚一二处拟改。
在君先生（丁文江）亦平素仰望之一人，不谓遂以芜文见赏，弥增慙恧。……拙著《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即如孔子行事，前人考沦綦详，至于江崔诸老，几若无可复加。拙稿于孔子在卫宋诸节，颇谓足补诸儒考核所未备。其他用力处，穆《自序》中颇有道及。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草此布臆，谅勿为怪。专上即颂
撰安
钱穆拜上十七日⑨
钱穆在信中希望胡适能为他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作序。《系年》是钱穆早年、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初稿在1929年就已完成，到燕京大学后，又利用北平丰富的藏书加以增补。钱氏晚年对门下弟子说，自己一生著书无数，“惟《诸子系年》贡献实大，最为私心所惬。”⑩ 在致胡适的信中，他也充分表达了对自己著作的自信。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也向胡推荐了《系年》，称该书“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胡适）奉览。”（11） 胡适对《系年》稿也有所闻，在1931年3月22日的日记中也有道及。不过胡氏最终没有如钱穆所愿，为《系年》作序，这大概与钱著主张《老子》一书晚出与其意见相左有关。胡适虽然没有为该书作序，但他后来仍然写信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推荐了此书，对钱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精深的考证功夫表示佩服。
其实，胡适已有把钱穆请进北大之意。当时，北大史学系的实际主事者傅斯年因欣赏《刘向歆父子年谱》有意邀请钱穆加盟北大。（12） 当顾颉刚向胡适推荐钱穆时，爱才心切的胡适很快就点头答应了。在钱穆返回苏州家中不久，便得到了北大的聘书，聘为史学系副教授，比燕大国文系讲师提升了一级。钱穆之所以能进入北大任教，这其中无疑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
在北大共事期间，钱穆对胡适颇为敬重，胡适对钱穆的博学也深为推崇。两人对先秦诸子深有研究，钱穆把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墨子》（1930年）、《惠施公孙龙》（1931年）送给胡适指正（13），胡适对钱穆治诸子学的成绩也多有肯定。有人问胡适先秦诸子事，胡适说可去问钱宾四先生，不要再问他，对钱氏尊重有加。胡适甚至将自己私藏的孤本潘用微的《求仁录》借给钱穆研究，以至他的论敌、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都认为钱穆是在随胡氏做考据之学。（1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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