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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2)


    1930年秋,钱穆离开苏州赴北平,在燕京大学任教。此后不久,胡适离开上海公学赴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两人同处一城,交往日渐增多。
    据《胡适日记》记载,1931年3月17日,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给钱穆,讨论《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3月22日,钱穆与顾颉刚、郭绍虞入城到胡适家中拜访。3月29日,胡适夫妇到顾颉刚家中吃午饭,在那里见到了钱穆、郭绍虞、谢冰心、吴文藻等人。《古史辨》第五册收录了一封胡适在1931年4月21日写给钱穆的信,讨论“五德终始”问题。信末附有4月1日所写的《周官》“杂记”,讨论《周官》的年代问题。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书札”中,收有钱穆致胡适的四封信,其中有两封信是他在燕京任教时所作。
    在钱穆进入北平学术界之前,已有多种著作出版,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虽未刊出,却已得到浏览此稿的蒙文通、顾颉刚、陈寅恪等人的击节称道。不过,钱穆被当时学术界普遍接受,得到主流学术界巨子们的认同,得到胡适等人的欣赏,却主要得益于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930年发表在《燕京学报》第7期上,是一篇解决晚清经学上今古文之争的力作。《年谱》刊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原本相信康有为今文家说的胡适读到《年谱》后,很快放弃了古文经为刘歆伪造这一观点。
    胡适痛快地接受《年谱》的结论自有他的道理。在胡氏的治学中,有一个由“疑”而“信”的转变过程。胡适原本是古史辨派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疑古远远早于顾颉刚。早在顾颉刚发动“古史辨”运动之前,胡适就有“井田之辨”,认为古代中国并没有均产的井田制度,“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是孟子“托古改制”想像杜撰出来的。在胡适“井田辨”的启发下,顾颉刚提出了“古史层累造成说”,从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运动。胡适对顾的“层累说”大加称赞,称这一见解“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是史学领域的一次革命,甚至提出了“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极端主张。不过,在20年代末,胡适逐渐由“疑古”转向“信古”。1929年3月,顾颉刚到上海中国公学去看望胡适,胡对他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⑦ 顾颉刚听后大惑不解,急出了一身冷汗。
    作为现代疑古运动的首倡者、古史辨派的坚定支持者,胡适最终由“疑”转“信”,这是疑古派内部分化产生的一个标志。而钱穆《年谱》的发表,客观上促使了这一分化的加快。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⑧ 由此看来,胡适称《年谱》为“一大著作”,作得“谨严”,“十分佩服”,决不是泛泛的客套之辞,因为在他古史观转变的过程中,该文的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1年夏,钱穆因不适应教学大学的环境,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后南归苏州。离开北平前,他曾专程到胡适家中拜访,未能相遇,后留信一封:
    适之先生大鉴:
    日昨来城拜谒,末得晤教,深以为怅,即日匆匆南旋,不克走辞。《周官》一稿尚一二处拟改。
    在君先生(丁文江)亦平素仰望之一人,不谓遂以芜文见赏,弥增慙恧。……拙著《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即如孔子行事,前人考沦綦详,至于江崔诸老,几若无可复加。拙稿于孔子在卫宋诸节,颇谓足补诸儒考核所未备。其他用力处,穆《自序》中颇有道及。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草此布臆,谅勿为怪。专上即颂
    撰安
    钱穆拜上十七日⑨
    钱穆在信中希望胡适能为他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作序。《系年》是钱穆早年、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初稿在1929年就已完成,到燕京大学后,又利用北平丰富的藏书加以增补。钱氏晚年对门下弟子说,自己一生著书无数,“惟《诸子系年》贡献实大,最为私心所惬。”⑩ 在致胡适的信中,他也充分表达了对自己著作的自信。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也向胡推荐了《系年》,称该书“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胡适)奉览。”(11) 胡适对《系年》稿也有所闻,在1931年3月22日的日记中也有道及。不过胡氏最终没有如钱穆所愿,为《系年》作序,这大概与钱著主张《老子》一书晚出与其意见相左有关。胡适虽然没有为该书作序,但他后来仍然写信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推荐了此书,对钱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精深的考证功夫表示佩服。
    其实,胡适已有把钱穆请进北大之意。当时,北大史学系的实际主事者傅斯年因欣赏《刘向歆父子年谱》有意邀请钱穆加盟北大。(12) 当顾颉刚向胡适推荐钱穆时,爱才心切的胡适很快就点头答应了。在钱穆返回苏州家中不久,便得到了北大的聘书,聘为史学系副教授,比燕大国文系讲师提升了一级。钱穆之所以能进入北大任教,这其中无疑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
    在北大共事期间,钱穆对胡适颇为敬重,胡适对钱穆的博学也深为推崇。两人对先秦诸子深有研究,钱穆把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墨子》(1930年)、《惠施公孙龙》(1931年)送给胡适指正(13),胡适对钱穆治诸子学的成绩也多有肯定。有人问胡适先秦诸子事,胡适说可去问钱宾四先生,不要再问他,对钱氏尊重有加。胡适甚至将自己私藏的孤本潘用微的《求仁录》借给钱穆研究,以至他的论敌、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都认为钱穆是在随胡氏做考据之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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