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就不断地积淀在我们民族意识的深层结构即民族、国家的价值评判上。在秦汉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上，华夏民族往往将国家的强大、统一和民族的安全、和睦作为评判国家、民族强弱兴衰的基本标准，并形成民族与国家的一种深沉的、绵延的文化心理与社会理想。文景之治、汉武之功、盛唐之音之所以长久被人们称颂，就在于这些盛大的朝代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统一的朝代。
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个民族长久地分为多个国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国，人们往往将国家作为民族的象征，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石，甚至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看做完成自身生命价值的崇高目标取向。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在民族安全性上所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它也被作为华夏（汉）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甚至常常被作为民族价值观的核心、根本问题来看待。“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47） “英雄未肯死前休，风起云飞不自由。杀我混同江外去，岂无曹翰守幽州。”（48） 民族危难即是国难，在解决民族的危机中，国家认同常常会达成空前一致，并成为人们愿为之赴汤蹈火的生命价值取向。这种生命价值取向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即使是怀抱不平、孤困隐逸、曲折韬晦之士，只要触及国家与民族这一主题，也会忧愤酣歌，视死如归，弃一己之祸福宠辱于身外。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既表达了诗人对抗金大业未就的无穷遗恨，也有对神圣的国家与民族统一事业必成的坚定信念。在这里，“王师”、“九州”等词句，就与政治国家、华夏民族息息相关，也是以陆游为代表的南宋爱国主义词人的政治、民族价值观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分与合常相伴而行。但分总是暂时的，合则是长久的。每一次“分”往往为其后大的“合”奠定基础。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每当一个盛大王朝的后期，总会出现阶级间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加上历代生态环境的变迁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阶级间的对抗往往又伴随着民族间的冲突，使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可是，冲突的结果，是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民族关系和生产关系的一次全新调整，往往导致更为强大的统一帝国和民族共同体的出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导致盛大的唐王朝的出现，宋以后阶级与民族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形成历史上幅员广阔的清帝国和人口最多的民族。它说明国家一体化进程与民族一体化进程始终保持着一致。正是这些分分合合，铸就了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久经考验的民族，也造就了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而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然性背后，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意识中所积淀下来的深层价值结构，即国家、民族统一的一致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同一性。不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或封建知识分子、农民阶级的代言人，在分裂局面下，往往总是把民族与国家统一视为政治、军事的最高目标和天然使命。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其雄心壮志是：“于铄贤圣，总统邦域。”（49） 元末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宋政权，曾颁布《北伐檄文》，内有“概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的口号。依靠农民起义军起家的朱元璋，则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统一天下作为最高的政治军事目标和动员人民的口号。不仅汉民族如此，一些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君主也将一统宇内作为毕生大业的寄托。前秦苻坚在完成北方中原地区的统一后，计划进军西域。苻融以“虚耗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以役，得其地不可以耕，固谏不可”。苻坚答曰：“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苻坚的回答表明他内心深处渴望“化被昆山，垂芳千载”的政治价值观。这种大一统的价值取向还表现在他发动的对东晋的战争中。苻坚说：“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50） 对于地主阶级统一天下的动机，我们应看到，其骨子里的“恶”--贪欲和权力欲--还是其政治军事行为的有力杠杆；但也不可否认，我们民族长此以来所形成的价值观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混一六合”、青史留名，仍然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潜在意识中的一种导向，它既是一种目的，亦是一种手段。华夷间常出现的“争正统”便是这一目的和手段的结合。其实，所谓“正统”不外两重含义，一是标榜王朝的天然合理性；一是利用民族情感，收买人心，以达长治久安，为统一制造理论依据。这两层含义，其内在本质集中于一点，即利用华夏（汉）民族这种强烈的、时隐时现的“民族集体理性”和深层的价值结构，来获得官民对王朝合理性的承认。
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是国家最高主权的象征，因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同一性往往导致“忠君爱国”思想的出现。“忠君爱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在民族危机的特殊时期人们对自己国家与民族关系的认识。由于国家对于民族安全性的特殊作用，人们在解决民族危机时，往往将国家及国家认同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达到民族复兴的核心问题和重要手段来看待。对于“忠君爱国”，要看到它的感性层面与理性层面的双重意蕴。从感性层面看，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所推行的愚民、恐民政策，总是将君权、王权神化、圣化，“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51） 同时，为了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秩序，他们又在往人为拓宽官、民间的权力距离，将庶民置于远离权力的境地，使农民看不到封建制度下剥削压迫的实质，并形成平民心理上对参与政治、决策政治的深重无力感、自卑感、渺小感，产生出强烈的“圣明天子”、“太平宰相”的清官期待心理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意识。当民族危机与国家忧患交替而至时，习惯于这种期待心理的庶民自然就寄望于雄才大略、仁恩深厚的君主，希望他们能负起领导责任，发挥“王师”抵御外侮的功能。从理性层面看，“忠君爱国”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着特定的意义与作用。在古代，君是民族与国家的象征，人们爱国而忠君，并不是真正忠于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君，而是忠于代表、象征这个民族的国家。他们期望的君主，是能维护民族安宁、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人格化身，忠于的是能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职能的“圣化”王者。当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时，这种于生死攸关而激发的理念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升华为一种普遍的“忠义”、“忠节”观念。例如金兵在攻宋过程中，短短几个月内黄河南北就出现上百万抗金义军，他们树起“忠义”旗号，结成“忠义社”。这时的“忠义”就是一种华夏民族与政治理念的表现，起着凝聚人心、号召人民的作用。每当民族矛盾激化时，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升华到最高地位，阶级冲突则退居次要地位，于是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君主”往往成为团结人民、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以民族共同体力量抵御外来侵略、求取民族生存成为最高旨归。因此，在一些民族矛盾尖锐的特殊时期，民众的爱国主义往往同“忠君爱国”相伴而行。中国的爱国主义是由其独特的生态环境、生存需求和特殊的乡土情感所规定的一种崇高的对祖国、人民的感情，是一种民族性的价值取向。
总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积淀深厚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和对国家机器公共职能的实际需求，以及长此以往所产生的对祖国、民众的情感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华夏（汉）民族广大民众的生命价值取向，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从古到今激励着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它的深刻内涵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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