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书写方式与一种知识性的取向相结合的特征逐渐凸显，并开始出现意识形态色彩蜕化、知识取向显豁的儒学史书写模式。受到港台与海外新儒家影响的李泽厚，算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作家。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写进路，为儒学史的重写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也是李泽厚认为自己的儒学史书写不同于港台海外新儒家的地方。这样的努力，体现在他撰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庞朴以辩证法为方法指引，也为儒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另一条颇具特色的路径。他撰写的《儒家辩证法研究》，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样的书写宗旨。尽管两人在此后的著述中基本坚持了这样的写作风格，但这样的风格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史重写风潮中，已经不再构成写作典范。抑或说这样的重写儒学史尝试，催生了超越它的另一种儒学史撰著风格，那就是试图重建儒家的现代意识形态权威性的写作进路。这样的写作进路，以蒋庆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论说为代表，近期已然成为大陆新儒家重写儒学史的基本模式。
当下所谓重写儒学史，严格说来，是对现代中国重写儒学史的再次重写。这样的重写，当然与现代中国受特定形式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所写出的儒学史扭曲了儒学历史变迁情形，具有密切关系。当然也与儒学史的书写一直处在不同意识形态的争执状态有关。更与儒学史超出历史书写范围、直接切近中国当代精神生活与政治实践需要的现实理由、并用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何以落后的文化决定论理路紧密联系在一起。重写儒学史，就此可以说既是一种儒学史书写的基本处境，也是不断趋近儒学史真实的努力。这是一种儒学史书写的动态定势的写照：所谓重写儒学史，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史努力了，而是直接关联当下“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之思想史表述了。重写儒学史，实际上一直负载着远远超出儒学历史书写的沉重使命。这是近代以来重写儒学史一直摆脱不掉的意识形态魅影。
重写儒学史的意识形态魅影，十分诱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能够呈现出现代形态的诸种儒学史写作的简单明了的特质，人们完全可以在直截了当的意识形态化儒学史那里，得到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世界步伐的明快解释，并且在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观的引导下，找到中国走出落后的光明大道。这无疑给处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人一种找到了出路的强烈快感。一种既说明过去、又指引当下、更指点未来的意识形态，人们岂有理由加以拒斥？！
二、古代史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力
儒学史重写中的意识形态魅影，形象、身影各不相同。就本文关注的主题来讲，简单归纳起来，儒学史书写中的古代史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社会形态史观奠基的、确定不移地将儒学当作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伴随始终的、历史化了的，因此也就是完全过时的古典意识形态。儒学主要作为封建中国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此成为必须被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取代的陈旧观念，只能作为历史遗产、成为批判对象、当作超越参照。
这样的儒学史书写方式，长期成为儒学史书写的固定模式。尽管中间存在强弱不同的表达进路，但总的说来以对儒学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定位为核心，展示出一种建立在固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继承、必然超越的基本倾向。形成这样的儒学史书写模式，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从中国现代思想兴起的角度看，由于现代思想的兴起大致处于一个与传统对峙的状态，因此，颠覆儒学的价值导向与知识重建意图，潜蛰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萌生与发展进程中。在这样的思想倾向缺乏国家权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它在不断的思想交锋中，为自己积累了相当厚实的思想资源。当这样的思想倾向获得国家权力方面的支持时，需要转换视角，从“占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特定角度看，1949年之后，由于否定儒学成为确立新兴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前置条件（任剑涛，2003:24-30），因此，国家权力直接介入了儒学史的重写事务，批林批孔以及评法批儒等运动，就是国家权力与儒学史重写直接挂钩的标志性事件。这类事件表明，曾经处在现代与传统对峙状态的儒学史重写，便转换为由国家权力直接主导的政治事件。这是儒学史的意识形态化书写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盛极而衰，此后儒学史的书写逐渐转向，随着改革开放形成的相对宽松氛围，儒学史书写才得以走出僵化的意识形态书写定势。
这是一个值得考察的思想史事件。之所以说它值得考察，不仅是因为这样的书写定势全然改变了儒学史的面目，而且也是因为这样的书写模式让国家权力直接塑造了儒学史书写进路，更是因为这样的书写方式促成了书写者的政治立场先行的思维定势。即使把这一事件放到现代世界思想史的范围来看，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思想史事件，值得人们特别重视。
考察这一思想史事件，可以从观念兴起、政治与书写互动的两个角度着手。从前者看，重写儒学史所承受的古代史意识形态压力之形成，来源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的数次重要论战，以及20世纪下半叶占居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统治思想所促成的思想氛围。前半段，是一个为国家权力支持某种意识形态进行的观念预演；后半段，则是国家权力与自身恰相吻合的意识形态联手作用于儒学史重写的写照。
对此，可以加以分别考察。就前半段来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思想界，接引西方的激进思潮甚为殷勤，中国传统思想的自主陈述几乎溃不成军。尤其是从政治权势演变与学术研究相关性角度审视，所有重要的思想争论，都有政治权势之争的影子④。在复杂交错的思想争论中，民主与科学成为思想界的主调。但从与政治勾连的角度看，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两股重要力量，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鲜明不同的思想主张：占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在政党国家的思想主调上，并未承诺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基调。相反，蒋介石刊布的《中国之命运》，既反对苏俄式的现代激进主义，也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伸张一种明显政治化了的儒家价值立场。在中国共产党一方，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文化进行了判然有别的二分：与“旧民主主义文化”完全异趣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当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调（毛泽东，1990：694-698）。而新民主主义文化除开浮面上的民主与科学之外，深层坐实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一方面对当时流行的所有意识形态流派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将当时的主流文化进行了类型区分，确定当时中国存在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就三类文化的具体承载者而言，帝国主义文化包涵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理的文化，以及买办和洋奴文化。半封建文化包括尊孔读经、旧礼教旧思想以及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士。他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对同盟”，以反对新文化。而代表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凸显的文化形态。这就将民国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争论，放置到了一个不可移易的意识形态平台上，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像蒋介石那种试图同时拒斥苏俄与西方，发扬光大儒家传统的文化主张，自然是作为反动文化的主张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天经地义地成为绝对主导的文化形式。
循此可知，毛泽东所确立起来的新文化的意识形态基调，将绝对主宰中国的文化变迁：既主导观念形态的文化争论，也主导文化观念背后的政治判断。政治塑造文化的定势，就此凸显。在意识形态呈现为国家权力与思想观念的绝对影响力的定势中，人们试图理解中国历史，包括理解中国儒学史，就必须首先理解旨在重新塑造中国历史的新型意识形态。仅就对中国现代历史具有深刻、广泛而持续影响的新型意识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理论，不能不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简单缕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就此变得重要起来。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历史是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落定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社会形态上。这五种社会基本形态的关系，是一种不可逆的递进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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