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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谱的总汇 家谱研究的津梁(2)

但由于体例相当明确,读者不会怀疑是编者的缺漏,而是明白原书仅存1卷,除此卷所载世系外,其他无从得知。如果想利用此书作该家族世系之外的研究,就不必徒费精力了。
    《总目》的主体采用姓氏笔划排列,附有多种索引,可分别按谱名、谱籍、纂修者、堂号、先祖、名人检索。中国同一姓氏的家谱往往分布在不同地区,特别是一些大姓,几乎遍布全国。同样的堂号很多,不同的家族完全可能采用同样的堂号。如果没有这些索引,要在数万种家谱中凭印象或记忆,或者仅仅凭借不完整的线索,要想找到某种想找的家谱,即使有大海捞针的心理准备,也未必能如愿以偿。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现代思潮的冲击、政治运动的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宗族制度解体,聚族而居仅存在于比较偏僻的乡村。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一代,大多已不知家谱为何物,更不知道自己的血缘所自。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逐渐受到应有的重视,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准的提高,移居海外华人事业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恢复了“慎终追远”的观念,产生了寻根意识,并付诸行动。但他们所掌握的线索往往相当有限,其中有的甚至是以讹传讹。《总目》的索引为他们寻根问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多种检索的结果将使他们的目标缩小到最低限度。
    
    如果说以上两点都是高质量、大容量的综合性工具书题中应有之义的话,那么《总目》的另一特点不能不说是对研究者额外的满足。《总目》的内容提要,“主要对始祖、始迁祖、迁徙源流以及卷次内容进行描述。同一宗系的家谱,于最早版本条目上记载始祖和始迁祖的名、字、号及迁徙情况,以后的续修谱条目题‘先祖同上’”⑦。据估计,其中有关家族迁移的内容占70%左右⑧。
    家谱中所载本家族迁移的内容是否可靠呢?先师谭其骧先生在70年前就已指出:
    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⑨。
    他以安化田头萧氏族谱为例:“萧代之先,出于宋大夫萧叔大心,以采邑为氏。至汉文终侯何以功第一封于酂。……其居吾邑之田头,盖昭明太子之后,有讳俭者,观察湖南遂家焉。后因马氏之乱,迁于江西。宋神宗时开梅山,置安化县。其孙国清乃由泰和转徙于此。……今观其谱牒,断以始迁之国清为祖,盖以传信也。”他认为:“田头萧氏之是否为萧叔、萧何、昭明太子之后,是不可知。然其为萧国清之后,宋神宗时迁自江西泰和,则吾侪殊无理由以否认其为真确。盖萧国清既非名人,江西泰和亦非萧氏郡望所著之地,使兹谱而存心作伪,则昭明太子之后湖南观察使萧俭既已家湖南矣,又何必言宋神宗时复自江西迁,以自乱其系统乎?”
    先师的论断已为大量研究所证实,也可用之于《总目》所记录的家族迁移过程。一般来说,家谱所追溯的始祖大多不可信,但本谱的始迁祖和迁移过程基本可信。根据这样的原则,《总目》所载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移民史料,历史上重大的移民、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如安史之乱后的南迁、靖康之乱后的南迁、明初的大移民、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以及晚清开始的闯关东、走西口等,都可以找到丰富的例证。
    一些特殊的迁移也可以在《总目》中发现,如:北京《大贺氏世系录初集》:“唐初号大贺氏,世居黑龙江、辽宁一带,辛亥革命后迁居北京,并改姓郭。”辽宁瓦房店《赵氏谱书》:“始祖阿起,清初北京镶蓝旗人。始迁祖束陈、束来,阿起孙,清康熙二十六年移居复州(今瓦房店市)西南。”辽宁北票《孛尔只斤氏家谱》:“本族系蒙古族,外纪始祖孛尔帖赤那,称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公元840年携部属自额尔古纳河域西迁至翰难河源头孛尔罕山。始迁祖鄂木布楚琥尔,清代迁居辽宁北票县下府乡。”福建闽侯《萨氏族谱》:“萨氏先世色目人。其远祖萨拉布哈于元世祖时受命镇云、代,居于雁门。其孙即元诗人萨都剌,仕元官至御史,因赐姓萨。萨都剌弟野芝之子仲礼,字守仁,授福建行中书省检校,遂卜居闽侯,是为始迁祖。”都是少数民族内迁的例子。
    还有自境外迁入者,如:辽宁凤城《文佳氏谱书》:“始祖文多省,新罗慈悲王朝封南来伯。始迁祖瑞,清顺治间来盛京(今沈阳)学习满语,并在译馆当职,后派回凤城边门任朝鲜与中国翻译官,后世遂世居辽东凤城。”
    我们在撰写《中国移民史》时,常常遇到这样的困难,一次规模很大、影响深远的移民运动,在正史中往往只有非常简略的记载,甚至找不到直接的史料,方志中的记录亦仅片言只语。明知家谱中可能有具体例证,却苦于缺乏线索。如果那时就有《总目》,我们的论述一定能更精确,更丰富,更具体。
    要说《总目》还存在什么不足之处,这也是这样一项成于众手的成果难以避免的。正如《凡例》中所说明的,“内容提要或详或略,并不一致,详者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家谱,以及部分浙江、福建、山东之家谱”⑩。但由于各单位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已有此差别,主编者自然无法再增补划一。
    另外,研究者和使用者总会得陇望蜀。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提到的,大家都希望《总目》能早日实现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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