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对少数族群的研究至少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族群内部生存模式和社会结构的转换、族群居住环境、族群对外交往。开封犹太社团在华存续了700多年，必然要与中国社会和国内外犹太人及其他人群交往，其内部也随世界犹太人散居模式而相应变化。因此宗教传承模式、家族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开封城市生存环境与主体社会的态度、与其他犹太社团的交往、西方传教士的调查和评判及其对上述问题综合考量后的理论思考等，都是研究该社团的重要方面，更是全面审视和厘清该社团历史的基础。由此，评判一部论著的学术价值相应也要看其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关照到了这些问题。结合上述标准，将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放置在前后百年的时段审视，能更客观地发现其价值和不足。
由前述已知，1919年之前，中外学者关注开封犹太人问题的基础资料是遗存文献、传教士和西方学者的调查成果，研究方法仅限于从两方面材料的对照勾勒出开封犹太社团的模糊轮廓，缺乏对犹太人居住数百年的中国社会的关照，更勿论其对社团内部结构和文化传承的影响。陈垣在占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记录、西方传教士的调查和社团遗存文献为基础史料，从中国社会（如官员）与社团的交往、西方社会（如传教士）的态度和评判、社团家族构成及其显宦、宗教典籍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开封犹太教的前世今生。其重要突破在于增加了中国社会的研究维度，将犹太社团与主体社会的互动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一突破对后世研究影响深远。陈文发表后，白眉初将陈文缩写作为《河南省志》开封犹太人条目（28），中外学者由此而注重从中国文献中爬梳犹太人的有关记录，这在黄义、魏亦亨、方豪、关斌、陈增辉、张星烺、潘光旦等学者的论著中都有体现。当代学者循此路向开展研究，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犹太人定居开封的时间问题，陈长琦、魏千志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结合弘治碑与《宋史·真宗纪》中的相关记载，得出犹太人于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正月以进贡来到开封并获准定居的结论（29）。
此后，西方学者也注重将开封犹太人遗存文献与中国方志、文人笔记对照进行研究。如美国学者博舍德·劳佛尔（Berthold Laufer）于1929年撰写了《中国犹太人研究新资料：中文一希伯来文手稿》（A Chinese-Hebrew Manuscript，A New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Jews）（30），介绍了中国文献中关于犹太人、聂斯托利派、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记录，并引用《元史》关于中国犹太人有关规定，其所引内容与陈垣文章同。在20世纪开封犹太人问题的研究方面，莱斯利是杰出代表。他很注重对中国文献的搜集和对照，对照传教士文献和中国文献理清了开封犹太社团杰出人物的生平和成就，专题研究了犹太人进士赵映乘，并与荣振华合作，结合中国文献整理、考订了18世纪耶稣会士未刊书简。其研究成果于1980年在罗马和巴黎出版，1984年再版（31）。莱斯利在搜集中国文献的基础上，从犹太文化角度审视开封犹太社团，注重将开封犹太人作为散居群体与其他犹太文化做对照分析，因而创见颇多。
任何一部开创性论著都会受其时代和资料局限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缺憾。《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作为第一部专题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史学论著，其在提出众多创见的同时，也有一些误解和不确之处。这种缺憾很大程度上是民国初年中外文资料发掘披露有限所致。如陈垣对犹太人道经传续的考证，当时耶稣会士书简多未刊布，祠堂述古碑记也未流传，陈垣所见资料还不是全部，故其结论不确切。他认为“康熙末及咸丰初，意大利教士及伦敦会教士所见，即崇祯十五年以后所修之本，其间最古之一本应为弘治碑所称者”（32）。据传教士书简，犹太人清真寺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遭遇一场大火灾，寺内典籍焚烧殆尽，后西域同宗为其送来新的经卷。他们于天启元年（1621年）至天启四年（1625年）据西域经卷抄写了十二部道经，形成道经十三部供奉在清真寺后殿的典籍保存模式。崇祯十五年水灾后，“经没于水”，贡士高选捞取残经七部、李承俊捞取三部，掌教李祯、满喇李承先相互考订，去其残漫，将二人捞取的十部残经编纂成一部。因此清朝传教士所见道经“最古之本”应为万历三十年后西域经卷及其抄本的“综合”，而非弘治碑所谓“正经一部”。魏千志以开封城市史为背景，考察了犹太人从七十姓到七姓的变迁轨迹，纠正了陈垣关于“十七姓倒置为七十”的推测（33）。
陈垣和媒体所见为衰亡的犹太社团。或囿于此，陈垣先生个别论证有不确之处。如他引用宋人笔记中没有开封犹太人及其清真寺的记录而认为开封犹太人“非宋以前所至”。以时人、后人笔记为据来证“无”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但私人笔记所录必为其所闻见者，其未曾听闻者，必不录；再则，犹太人清真寺始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宋人笔记必不能记录。犹太人清真寺建成后，一直存续到晚清，1866年丁韪良访问时，清真寺才售卖殆尽。而陈垣对明代李濂的《汴京遗迹志》不录一赐乐业教寺感到不解。李濂在序言中已言明，撰写该书系“追忆旧闻……以及往事”，恐“非借图籍以传，则迹与代湮，事随人灭，陵谷变易，城阙丘墟，虽都人遗老有不能道其旧址之所在者矣”，其凡例中明示，记载的是宋都旧迹，即其记录的对象为当时开封已不存在的旧迹往事。明朝犹太人清真寺尚存且规模仍在扩大中，因而对民国初年人来说已成旧迹的犹太人清真寺，在明代并非旧迹，故未记录。
研究开封犹太社团的一个严重缺憾是资料匮乏，即使在今天，已发掘的资料也难以廓清社团历史的诸多重要面相。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历史学著作，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专注于开封犹太社团历史脉络的梳理，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分别对社团的碑文、牌匾楹联、宗教典籍、宗教名称、宗教场所、重要家族及其代表人物做系统分析，有些创见是超越当时的中西学者的，比如一赐乐业教名“始于明中期”的判断，对始至开封与始至中国的辩证分析，对中国社会关于犹太人记载的搜集和分析等等，无不体现着陈垣先生治学之严谨、视野之宏阔、考据之缜密，这也是当下史学工作者所应记取和传承的学术精神。
①开封犹太人遗存碑文共四通，除上述三通外，还有康熙十八年《清真寺赵氏牌坊并开基源流序》，学界一般简称为“四通碑文”，分别是弘治碑、正德碑、康熙碑和祠堂述古碑记。其中，弘治碑与正德碑实为一碑，碑文各居碑两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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