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局由沈曾植创办主持。同时聘有总纂一人，委任提调一人，另有纂修、分修、协修、征访员及文牍员、会计兼庶务等人员约20多人。王国维、徐定超、刘承干等人均参与纂修。1915年8月，提调徐定超等“赴省议会旧址布设通志局，开始应办各事宜”（26）。随后拟定征访细则和政府公文，要求分门别类整理官牍档案资料，以补旧志和采访之不足。1915年9月，他还以浙江巡按使公署名义，发文要求各地从发文之日起五个月内，将乾隆到宣统年间的疆域分并、城署桥梁、运河堤岸、人口增减等各种资料分门别类、明晰起止时间，造册备案之后送到通志局，供修志人员参考选用。（27）
当时政府也十分重视通志局和《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1915年10月，浙江巡按使公署专门发文，制订《续修浙江通志征访细则》共二十二条，要求各府衙配备一名专职征访员，且务必品学端正，留心掌故，三十岁以上。如果有人借修志之名招摇撞骗，必须立即辞退。规定还要求征访员要广为征访各种与修志有关的文献，无论已刊刻或未刊刻的，无论官方文献还是私家著述都要广加收录。并鼓励征访员补充建议，集思广益。（28）省都督吕公望还要求各县“迅速补送备纂，毋任延缓”。1916年11月，因有的县对修志态度消极、行动迟缓，省长公署又多次发布训令，再次强调“事关重要”，应从速办理。
然好景不长，自1916年夏季始，因政局动荡，军政长官更替频繁，报纸有缓办通志消息刊布，《浙江通志》编纂工作便显现颓势。如1916年1月，王国维在一封信中便报怨说：“今年经费尚未全有着落……颇复悲观。”最终因国运飘摇，时局艰难，编纂难以为继，人员陆续离职，《浙江通志》编纂经三度延期仍未完成。1923年5月，浙江省议会通过了省长咨文《结束浙江通志局追加经费案》，标志着浙江通志局正式裁撤。
（二）民国方志馆的发展沿革
浙江通志局的率先成立，在全国方志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的示范效应。自民国初年起，各地便成立了不少方志编修机构。如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便曾会同教育部通咨各地编修方志。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开始关注地方志事业。1928年10月，刚就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向国民政府主席呈文，提出：“各省省志、县志失修已久，长此不加整理，必至事实湮没，似应令行各省设局修理，并谕各县一律修理。”此议随后为第11次国务会议采纳，内政部和各省政府先后接到行政院训令，各地的修志工作就此得以全面展开。特别是内政部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中对通志馆建设所提的明确要求，更对各地方志馆的建设起到了直接的助推作用。
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以训令形式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明确指出：“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通志馆成立日期、地点、暨馆长、副馆长、编纂略历，并经费常额，应由省政府报内政部备案。”“通志馆成立后，应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送由省政府转报内政部备案。”“通志馆应酌量地方情形，将本省通志成书年限，预为拟定，送由省政府转报内政部备案。”（29）等，从而从机构名称、人员配置、经费安排等行政要务，到志书凡例、分类纲目等业务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由此构建了一套国民政府内政部统一管理，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通志馆运行体制，大大推进了当时的修志事业和通志馆等方志机构的建设进程。
《修志事例概要》颁布后，各级政府和各类官员普遍开始关注修志一事，有些地方行政长官甚至亲自主持通志馆的筹建工作。如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爰设通志馆于省府”，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上海市长吴铁城、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纷纷主持筹办通志馆，着手启动通志编纂工作。还有的行政长官干脆直接任职于通志馆。其中，张学良任奉天通志馆总裁、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任河南通志馆总监修、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任甘肃通志馆督修，而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云南省长周钟岳、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刘善锜、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肇甫等，分别出任各自所在地的通志馆馆长一职。
然而，这种局面很快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打破。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步好转，各地通志馆的筹建工作又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适时调整全国修志规划，经1944年5月行政院第660次会议通过，内政部颁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15年纂修一次”，要求“应由各省、市、县政府设立修志馆”，“修志馆组织规程另订之”（30）。与此同时，民政部还颁布了《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明确要求“市县政府得依本规程设置市县文献委员会”，“委员会以市县政府民政科长、教育科长、区乡镇长、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图书馆长、民众教育馆馆长及市县党部代表为当然委员，并得延聘熟悉地方掌故硕学通儒为委员，互推一人为主任委员，综理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文献委员会得设置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并得酌用雇员；总干事及干事一人委任，余由主任委员就县市政府及所属机关内遴员，呈请市县政府兼派。”（31）这似是一个与方志馆平行的政府机构，以从行政层面加大官修方志力度，客观上也助推了方志馆的专业工作。但在当时形势下，两者都未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共成立了23个通志馆，包括20个省级馆，2个市级馆。按时间顺序，抗战前成立的有15个，抗战期间成立的5个，战后2个。即于1927年前设立的广东、贵州、安徽、河南、江苏、福建、四川、甘肃、河北等省份的通志局（馆），于1929-1934年期间设立的山东、云南、广西、青海、陕西、新疆、湖北、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份的通志局（馆），抗战期间设立的江西、四川、宁夏等省份的通志局（馆），等等。其中开馆时间最长的是云南通志馆，前后维持了长达18年；最短的是台湾通志馆，成立仅一年时间便被改撤。就地域范围而言，华东以5个居首，西北4个，东北、华中各3个，华北、华南和西南各2个，台湾1个。（32）尽管当时名称不尽一致（如有的叫通志馆、通志局，有的叫修志馆、修志局等），规模条件参差不齐，职责功能繁简不一，存世长短时间不同，但都是各地修志事业的重要平台，也把方志馆的建设大大向前推动了一步，为中国方志馆事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因篇幅有限，此处仅选介较有代表性的几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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