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黑龙江通志局
在中国方志史上，黑龙江是最早设立省级通志编纂机构的省份之一（一说认为应早于浙江通志局）。早在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就设有黑龙江舆图局，并开展了《黑龙江舆图》的编修工作。进入民国后的1913年，黑龙江民政长朱庆澜专门上呈《呈大总统创修黑龙江通志谨陈筹办情形文》，同时制定了《黑龙江通志局章程》。1914年8月通志局成立后，由涂凤书任局长，巡按使公署次年还拟定了《黑龙江通志目录》。1919年11月通志局再次停办。1929年重新开局，但“九一八”事变后，通志局书牍及所成稿被焚无遗，有关总纂、纂修或去或病，通志局已无法再支撑下去。最后经已卸任的省政府主席万福麟等出资并多方努力，《黑龙江志稿》终于形成。黑龙江通志局几经起落，作为该省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志书《黑龙江志稿》编修前后经历竟达40年之久，且“不敢居通志之名也，曰《黑龙江省志汇稿》，方副其实”（33）。可见“乱世修志”之难。
2.安徽通志馆（34）
1920年，民国安徽通志馆始建，陈澹然任馆长。因时局动荡，经费不足，旋即关闭。1930年8月，省政府召开会议，到会委员提议援引江浙两省先例，设馆兴修本省志书。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安徽通志馆筹备处。9月通志馆在省垣安庆开馆。先是租赁安庆状元府街张姓私宅为馆址，但馆舍狭窄，昏暗潮湿，条件简陋。经通志馆呈请，1932年6月，省政府同意将教育厅教育成绩展览室的西侧两栋楼房中的17间给通志馆，办公条件大为改善。通志馆设正副馆长、总纂各一人，编纂和特聘编纂若干人，多时有60多人，均由省政府聘请。内设文书股和事务股两个机构，主任及职员均由馆长聘任。通志馆还编制了《安徽通志馆组织规程》，对修志机构作出具体规定。1938年，安庆沦陷前夕，通志馆将馆内藏书和各种志稿志材运至桐城县小龙山花山中方寺密藏。1942年，日军扫荡桐城，迎江寺住持率众僧将这批藏书秘密运回安庆，庋藏于迎江寺振风塔第三层，这批文献得以幸存。1946年，省通志馆在安庆恢复建立，但因经费等问题，通志馆与安徽省文献委员会龃龉一直不断。当年12月，省政府决定省通志馆并入省文献委员会。在战火不断、民生凋敝的时代，通志馆空耗经费、无所作为，亦难免招致报纸的挞伐、社会人士的指责和文献委的诘难，整理《安徽通志稿》的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1949年4月，安庆解放，通志馆为军管会文教部接收，馆藏文献最后辗转至安庆市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收藏。
3.奉天通志馆（35）
奉天通志馆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官修方志工作后第一个设立的省级方志馆。早在1907年清政府民政部给东三省总督下文，要求“酌量设局，重修通志”，但是应者寥寥。1928年张学良主政后，东北地区呈现出相对稳定繁荣的景象，编修省志也被提到重要位置。1928年11月，张学良和奉天省长翟文选共同议定成立奉天通志馆，并联合署名下发通令在《奉天公报》全文公布，动员征集官府图书和私家著述，《奉天通志》编修工作随之正式展开。张学良亲任通志馆总裁，强调“盛京为胜朝发祥之地，志书为一省文献所关，续议纂修，实为巨典”。省长翟文选任副总裁，正副馆长及总纂、纂修等职务，均由省长延聘硕学名儒担任，如张学良恩师白永贞、著名学者吴廷燮、金毓黻等均曾参与其中并作出重大贡献。随着1930年奉天改称辽宁，奉天通志馆也改为辽宁通志馆，“九一八”事变后恢复馆务时，仍为奉天通志馆。
《奉天通志》编纂从1928年开始，到1935年编竣，历时7年。期间通志馆尽管因“九一八”事变曾陷于停顿，1932年伪满省长臧式毅也主持过通志馆的工作，但一批有“志”之士传承民族文化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日军曾请白永贞任地方治安维持会副会长和伪满州国文教大臣等要职，被严辞拒绝：“国土沦丧，我痛不欲生，何惜一死？”他仍倾力于《奉天通志》的编修。最后经吴廷燮、金毓黻等共同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代巨著。
4.上海通志馆（36）
1928年，上海与江苏完成治权划分，成为特别市。1930年，市教育局首先向政府提出“设立市通志馆，兴修市志，以垂永久”的请求。同月市政府148次市政会议同意当年成立上海市通志馆，并成立筹备委员会，拟定《上海特别市通志馆组织规程》《编纂人选标准》等文件。1931年4月，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在市府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任市长张群在讲话中说：编修市志“是本市很重要而值得纪念的事”，本府和各位筹备委员“责任所在，无可旁贷”。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在收集资料、编制《上海史表长编》等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总体进展不顺利。
1932年1月，吴铁城任上海市长，准备正式成立通志馆，并请柳亚子出任馆长。开始柳亚子对此事一口拒绝，后吴铁城又请邵力子劝说，柳亚子表示：要担当此任，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一是志书编辑方针、通志馆人事，不受外界干涉；二是志稿须突破“官书”惯例，用白话撰写；三是通志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年号为辅，并表示当局完全接受这三个条件才会考虑任职。后经邵力子从中协调，吴铁城终于答应。胡道静认为：“柳亚子之所以接受此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和开拓性。……近代上海包容的就是这样一部矛盾交叉和关系复杂的历史，编志的意义非同寻常。”柳亚子说的十分清楚：“上海市通志馆，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料之首创者，允宜列为永久机关。”在各方努力下，上海市通志馆于1932年7月15日正式创办，馆址设于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1号。
当时除馆长柳亚子外，还有副馆长朱少屏，下设编辑部（内有名誉编辑主任、编辑主任、编纂、特约编纂、采访员等多人，聘胡道静等人为编纂）、总务部（一说事务部，设有文书课、会计课、庶务课等机构），通志馆办有《上海通志馆期刊》，另外还成立了“上海通社”和“市年鉴委员会”等两个附设机构，其主要职能是通过研究上海地方史和编纂年鉴为通志编修服务。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志馆命运多舛。如1933年《上海通志馆期刊》发刊词便坦言：“工作进行不能如预期的顺利……处处觉有事倍功半之感。”原计划以一年为期编成至少250万字的《上海通志》，后改为四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共撰成志稿一千余万字并排出部分三校样清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通志馆重新开设，次年改为上海文献委员会，内设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但直到上海解放，《上海通志》编纂任务仍未完成，所成书稿经多次辗转，由震旦大学图书馆移交给市文化局，最后由市博物馆收藏保存至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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