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抗战时期的浙江通志馆
国民政府时期的浙江通志馆成立于1943年，在浙江史料征集委员会基础上改组而成。时任浙江省省长黄绍竑聘请余绍宋为馆长、凌士钧任副馆长，孙延钊、钟毓龙任总编纂。内设编纂室、秘书室、采辑室、总务课、会计室等机构，各时期分别约有20-40名工作人员。同时还在浙东临海县、浙西昌化县各设有一所办事处，并在各地聘有一批采访员、编纂员等专兼职人员。馆址设在浙西南云和县大坪村。
通志馆成立后，即编有“组织规程”等一系列文件规则，各项工作也都随之全面展开。但毕竟是“乱世修志”，当时至少面临断修时间长（之间间隔已长达二百多年，接续难度大）、时间紧、通讯不便和缺史料、缺人才、缺经费等六大困难。对这一艰难困苦的经历，余绍宋曾叹言：“窜身穷苦，茧足荒山，冲寒徒踱。莫漫多愁，天涯何处容安泊。”从中可见当时修志的艰辛境遇。（37）
抗战胜利后，浙江通志馆又随省政府迁回杭州北山梅庐。至1949年3月，前后共计六年，共编志稿125册（未分卷），约500万字，同时还采集了总量在五万件以上的史料文献。同年5月杭州解放。当时浙江省通志馆负责人、秘书谢邦藩个人署名并钤印的给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部一份报告，内称“全浙文献，求之不易，散失自属可惜，拟请指定有关机构接收保管”。5月11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军代表王鼎新率刘德山接管了浙江省图书馆、博物馆等场馆，所纂《重修浙江通志稿》也一直交由浙江图书馆保存至今。（38）
（三）民国方志馆的主要特点
民国时期所建方志馆，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官”“学”并举。即不仅如前述：一批政府要人重臣直接入馆担当重任，而且十分注重聘请名宿硕学担当总纂及纂修，如金毓黻等人主纂《奉天通志》，吴宗慈主纂《江西通志稿》，李泰棻主纂《绥远通志稿》，余绍宋主纂《重修浙江通志初稿》等。各通志馆聘用的编纂人员，也多为硕学之士。（39）同时一些文化团体也纷纷参与，如近代拥有一千多人并散布于全国各地的著名文学团体“南社”，其社员普遍置身于当地通志馆并参与方志编纂。其中，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曾任江苏通志局局长，黄节担任过广东修志馆馆长，赵式铭、李书城分别为云南、湖北两省通志馆馆长。（40）柳亚子在出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之前，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求从馆长到馆员，全部为南社、新南社的成员。（41）将通志馆移交大学办理，也是民国时期方志馆的显著特色。如1932年，经由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致函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正式移交该校，校长邹鲁亲任馆长，广东通志馆一度也被称为“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同样河南通志馆1934年移交河南大学后，根据《河南通志馆组织章程》，馆长一职也须由河大校长兼任，等等。
二是“建”“研”并行。大批文化名人、学术大家的入行，不仅大大提升了地方志书的质量水平，促进了方志学理论的发展繁荣，对方志馆由实践层面提升到学术高度，也有积极促进意义。如广东通志馆纂修朱希祖对“通志”定义就作过诠释：“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讫于当今，是名曰通。”（42）1935年，分别任职于绥远通志馆的李泰棻和河北通志馆的傅振伦，也相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志学》和《中国方志学通论》。此外，湖北通志馆总纂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江西通志馆总纂吴宗慈的《方志丛论》，河北通志馆纂修甘鹏云的《方志商》，等等，都是当时方志学的研究力作。这种学用结合的实践，有效推动了方志馆事业的发展。（43）
三是“内”“外”并重。即除方志馆自身发展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与方志馆关系密切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各类文化场馆，或以融为一体的运行机制，或以性质相同的管理经验，也为方志馆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借鉴经验，其中尤以早期藏书楼、近现代图书馆与方志馆关系最为密切。如自民国5年至民国25年约二十年间，北京图书馆（旧称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共收全国各类方志达6000余部之多。1915年11月，教育部商议各省区，请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集乡土艺文。一年后，再次要求各省图书馆于搜藏中外图书之外，尤宜注意于本地人士之著述，以保存乡土艺文。1944年成立的国立西北图书馆（1947年改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也明确要求要把收藏“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谱”作为图书馆的重要任务。（44）等，这都反映了当时各地图书馆对方志的重视程度和收集力度。1926年由张元济创建的上海“东方图书馆”，当时是东亚最大的图书馆，收藏地方志达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占全国方志总数的48％，国内外图书馆均难以企及。但绝大部分毁于1932年的“一·二八”战火，但它为中国方志事业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却永不可灭。（45）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民国各时期所建各种类型的“通志局（馆）”是当时方志馆的主要形式，但它们与“方志馆”还不能完全划等号。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就志书概念本义而言，“通志”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一般是指贯通古今的省志。尽管自古至今一些市县州府等志书也有贯通古今的形式，甚至有的市县志书本身就贯以“通志”名称，如仅浙江省历史上就有陈训慈所主编的《鄞县通志》等，但方志界多不视其为“通志”，这也是历来对“通志”约定俗成的共识。二是从各类修志机构看，当时名称十分丰富，并不都冠以“通志馆”名称，如1914年成立的“广东修志馆”，而且也不仅仅限于编纂省志。三是其职能大多限于修志，与今天所言的综合性地情展示有较大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说的“方志馆”不仅在名称上与“通志馆”不同，而且其功能和涉及范围也不一致，应当说当代新型方志馆的职能更为丰富，内容更为宽泛，收藏展示手段也更为现代化，这是前者所难以企及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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