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派是欧洲19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史学派，其创始者是德国柏林大学史学教授兰克（Leopolde ron Ranle，1795-1886）。他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史料做精确的考证，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此派或称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采用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兰克在《1494-1514年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前言》里表示撰写历史著作的态度说：“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在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发生了。对任何一种新研究，资料从何而来？作为本书的资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他种材料只在下述情形方可引用：它们可从上述材料中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这些材料必须页页核定过。”⑨他在《论十九世纪》里强调“没有精确的研究，整体的概念只能是一个幻想”，但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精确研究后，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关注历史的事物的普遍性，将批判方法、客观研究和系统构造联合起来。因此，他认为：“历史学家还必须注意事物的普遍性。他与哲学家不同，没有什么先验的思想，当他考虑特殊性时，作为普遍性的世界的发展也将在他的面前展开。”⑩兰克学派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提倡考据坚实，以调查材料、考辨材料的真伪为史学的更高艺术。这是对兰克史学思想的片面发挥，然而此派在欧洲近代史学上的影响是非常深广的。
傅斯年于1923年6月离开英国到德国留学，他曾学习比较语言学、逻辑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梵文和语音学等。1924年，他开始转向史学，由于追求客观的、科学的、严密的学术倾向，遂选择了兰克学派。傅斯年归国后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派，便直接受到兰克学派的影响，他在论著中多次主张借鉴欧洲近代的新史学，如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11）1931年他在《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里谈及欧洲近代史学方法时说：“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论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12）以上均是对兰克学派“史学即史料学”之阐释与推崇。1943年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里关于史料的论述，明确地介绍了欧洲实证主义史学派的兰克（软克）和莫母森，而且表明历史语言研究所治史学是从史料以探史实的宗旨；他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13）在这些论述里我们可见到傅斯年的历史语言学与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密切关系，然而它绝非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移植或化身。傅斯年仅吸收了兰克的史学的实证精神和对史料细致考辨的态度，而更多的是从德国兰克学派的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方法论》里吸收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14）傅斯年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想的来源是较复杂的，他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之学”并非如朱家骅所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根据德国洪堡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5）。兰克虽然学过历史语言学，但从未将“历史和语言”熔铸为一个新词。王汎森参证西方史学界的意见认为：“历史和语言的结合是兰克学派和德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个口号却是傅斯年提出的。”（16）这个论断是较为合理的，因为傅斯年关于“历史语言”中的“历史”和“语言”的含义有其独特的理解，将二者合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更赋予它以特定的内容，由此创立了“中国历史语言之学”。
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这应是傅斯年向院长蔡元培建议而争取到的。我们注意到中央研究院于1927年筹备时，决议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观象台。次年4月研究院正式成立，傅斯年受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旋任所长。此所的名义很新异，其设置是傅斯年在归国前夕即准备实施的计划，故到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如果争取到此所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其成就与影响将会更大，由此可实现他的学术理想。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恰是一个最佳的机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时，蔡元培特写了发刊词；他阐释“历史语言学”之义云：“发明文字以后，传抄印刷，语言日加复杂，可以助记忆力，而历史始能成立……人类有这种特殊的语言，而因以产生历史，这也是人类在动物中特别进步的要点，而历史语言学，便是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科学”（17）。他强调记录语言的是文字，文字用以记载史事。“历史”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广义的历史概念；“语言的材料”即文献资料，自然属于史料。这样，“历史语言学”即是“历史文献学”。蔡元培很可能是依据傅斯年向他表述之意而撰述发刊词的，这从傅斯年对相关的诸概念的解释可以得到印证。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傅斯年创立历史语言学派的宣言，（18）他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渊源做了追溯，并含蓄地对其涵义做了简略的论述。其所推崇的欧洲近代史学是将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的，即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其所推崇的欧洲近代语言学，以为它超越了比较语言学，已同生物发生学、环境学、生理学相似，而更科学化了，因“语言即思想”，所以其范围是很广大的；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傅斯年正是在欧洲近代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启发下形成中国历史语言学观念的。他在回顾中国传统的史学和语言学时，有意将两种学问结合。中国传统的史学，自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以来，皆非“客观的史学”。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对金石碑刻文字的考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以及南宋诸多对史料的考订辨疑；这种倾向直到明代已有欧洲近代史学的精神了。中国传统的语言学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代表，是一部没有时代观念的系统哲学。关于清代学术，傅斯年以为最具欧洲近代特色的，是顾炎武搜求直接史料订文史和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和以一切比核辩证儒家经典，他们是以考订史料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关于怎样继承传统的考据学，傅斯年在致王献唐的书信里说：“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垏、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为博而不能精……林亭（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谨严了许多。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确之，而忘却整个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1）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2）或一反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19）自清初顾炎武与阎若璩兴起了考据之学，亦称朴学，至乾嘉时期江永、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而臻于极盛。乾嘉学派的学风，梁启超概括为：孤证不为定论，罗列事项之同类进行比较研究，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20）。然而晚清以来，今文经学的复兴和国粹主义的涌动，中国的历史语言学不能随时发展而处于落后的局面。傅斯年借鉴欧洲近代学术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近代学术落后的教训，提出三项标准以判断学术的价值：（1）凡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证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这是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力图采用新工具，以处理新获的材料，在学术上取得新的成就。
历史语言研究所原计划在历史的范围设置五个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俗、比较艺术；在语言的范围设置四个组：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在工作具体展开时，最初设置历史、语言和考古三个组，至1936年增设人类学组。从其分组情况表明历史语言学并非简单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并列，它是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采用西方自然科学与中国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以解决历史与文献上存在的若干学术问题。因此，历史组重在搜集史料并进行文籍的考订；语言组除进行语言学研究之外，还做大量的方言调查，考证文字、语音、语义等问题；考古组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提供学术研究的新材料；人类学组搜集人类学资料以为新材料，并对少数民族的族源进行考辨。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都是作为历史语言学的“几个不陈的工具”的，它们并非独立于历史语言学之外的学科，而是其有机的组织部分。傅斯年关于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观念是很独特的，其学术组织亦是独特的，是他创建的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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