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殷墟的發掘，打破了此前“殷文化甚低”和《史記·殷本紀》之世系爲虚造的“流行之説”。既然已“可略知‘周因於殷禮’者如何，則‘殷因於夏禮’者，不特不能斷其必無，且更當以殷之可借考古學自‘神話’中入於歷史爲例，設定其爲必有”。又可從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在其之前“必有甚高甚久之背景”，并可推知“夏後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頗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這段不長的論述中，不僅有“設定”，更連續三次使用“推知”一詞，最可見其對於“推論”的真實態度，亦可知其所謂“推論是危險的事”（《旨趣》），既是針對研究所群體的警策之言，也是一種有分寸的表述--“危險的事”不是不可做，不過做時必須非常小心謹慎。
傅斯年本認爲，“中國古代學中的題目，一往都是感於材料不足的”；故“若把導引工作的設定（working hypothesis）以爲决定，固是誕妄；然若全去一切不得斷定的説話，以爲無謂，恐怕也很使這科學太受發達的限制”。所以，“在材料不充的範圍以内，一面要承認這材料的不充，一面也要留下幾種在現在已得事實所可容許的想象，不然從那裏下手呢”？（94）這樣看，傅先生所謂“於史料賦給者之外，一點不多説；史料賦給者之内，一點不少説”，其真正涵義或即在“材料闕的地方即讓他闕着”的同時，更要“充量用尚存的材料”，并“據可知者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
故傅斯年既不容許“以或然爲必然”，同時也反對“以不知爲不有”。其“盡力推”的邏輯方式，固是“已得事實所可容許的想象”；其“盡力推”的最後限度，仍是“已得事實所可容許的”範圍。對於“材料闕的地方”，只能“讓他闕着”，不可逾越。所以他主張：“歷史本是一個破罐子，缺邊掉底，折把殘嘴，果真由我們一整齊了，便有我們主觀的分數加進了。”他不贊成丁文江以民國時的省“爲二千年歷史之總地方單位，去百分國土大小很不相等的各時代的人”，即因爲“這表太整齊，這表裏面的事實却是太不整齊”。若“丁君把這一個大表變散爲小點去研究，恐怕收效比現在多得多”（95）前引其“學説愈真實者，所施之範圍愈狹，所合之時代愈短”，也基於同樣的思慮。
從根本上言，歷史研究者的認識能力及其可據材料，都是有限的。這種雙重的有限，使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實也相對有限。陳寅恪反復强調史學與藝術的相通處，即因史學不得不從殘餘斷片“窺測其全部結構”，故“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憑借“神游冥想”，以獲取瞭解之同情。就像“一幅古畫已殘破，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才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96）
可以説，任何歷史叙述，多少都有些史家“主觀的分數”在裏面。認識到這一點，承認其存在和不可避免，反更容易將其控制到可以允許的程度。如俞平伯曾據《長恨歌傳》之本文提出他的解釋，并指出：由於旁證不足，故“只可傳疑，未能取信。要之，當年之實事如何是一事，所傳聞如何另是一事；故即使以此新説解釋《長恨歌傳》十分圓滿，亦不過自圓其説而已”，不能肯定就是“當年之秘事”。（97）
此文曾被傅斯年用來作史學方法的教材，以爲“這是一篇很聰明的文章”，同時“也是一篇很自知分際的文章”。他進而提出：“我們生在百千年以後，要體會百千年以前的曲喻，只可以玩弄聰明，却不可以補苴信史。”（98）靠揣想而得出的内容不可視作信史，這是基本態度。惟就方法而言，要“揣得”昔年之“實事”和“傳聞”，仍不能不靠聰明以認真“體會”。知道并承認自己所作不過是一種“自圓其説”，便體現出“自知分際”；若史料不足徵而仍要“補苴信史”、視爲定論，大概就是“著史”了。
如前所述，傅斯年提倡的“整理”和看重的“比較”，實際都給史家的“主觀能動性”以充分的餘地，同時也對史家的自我約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靠“推論”填補史料殘缺的空隙，的確非常“危險”。傅斯年就曾指出，在先秦“這樣‘文獻不足’的情景之下，切切不可以據孤證而發長篇議論。因爲後來若果發現一個刻文，或旁證，可以使一個很美的推闡全幅落地。尤其不可望風捉影，於史料殘缺的空隙中補上了許多”。（99）可以看出，傅斯年并不排斥推闡，關鍵在於能否“自知分際”，可補則補，不可補則闕；基礎是要知“大概輪廓”，目標則是“以復舊觀”。
如傅先生的同學顧頡剛，也以爲“古史本屬破甑，不作假想就聯系不起”。（100）在這一點上，與傅斯年和陳寅恪的看法接近。且顧先生本最重視歷史在表述中的流變，然其或受科學治史的影響太過，有時不免總想求得一個“確鑿”的結論。傅斯年就説他“凡事好爲之找一實地的根據，而不大管傳説之越國遠行。如談到洪水必找會稽可以有洪水之證，如談到緯書便想到當時人何以造此等等”。説到底，“如必爲一事找他的理性的、事實的根據，每如刻舟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行”。（101）探討“傳説走路”原是顧先生研究的强項，但或因其太想把古史這一破甑修補齊整，不知不覺中忘了“假想”的局限，遂導致刻舟求劍的結果。
面對文獻不足徵而不能不推論的現實，除了史家的自我約束，也可以從方法上努力增强學術的客觀性，傅斯年就曾主張“用多元主義代替主觀主義”，蓋“從各種不同角度看，主觀性可以漸漸减少，客觀性因而增加”。（102）他最爲看重的“比較”，正可由此理解：“歷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103）
從傅斯年上述見解看，他自己更欣賞的，顯然是“疏通致遠”的取向。在這方面，他和陳寅恪相當接近。兩人大概都在嘗試某種有憑借也有約束的想象和推論，具通識而不作通論。在充分承認史事的復元和不整齊的基礎上，既不能“以一個樣子定好”，又必須“從小地方細細推求比論”，（104）以盡可能獲取研究對象的整體面貌或“全部結構”。這種從細節構築廣厦的取向，要求通識無所不在。如傅先生所説，“考定一書的時代，一書的作者，一個事件之實在，一種議論的根據”，雖是具體的問題，“也正是通史中的事業”。（105）瞭解“全部結構”之後，則具體的人和事，皆可“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有些“史料殘缺的空隙”，也可試做某種“自圓其説”的修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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