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看來，傅斯年所謂“求精求博而更求通”，或也可視爲夫子自道。其“史料學”雖以“實在”爲努力的目標，却又以不確定性爲特色。他一方面肯定歷史的豐富性，并力圖將其峰回路轉的原貌呈現出來；另一方面又充分承認史料的有限性，借鑒“修舊如舊”的取向，願意接受不那麽系統整齊的歷史作品。以今天的後見之明看，傅斯年當年治史已相當深入而超前，惟其或覺不必特意表出，或又擔心年輕人不能“自知分際”，强調歷史的“書寫”會影響史學的“實在”程度，乃故意提倡可以落實的一面，而諱言其靈活變通的一面。
後面一種傅斯年自己造作出的“傅斯年形象”，影響遠比其“真相”更爲廣遠。蒙文通在很多年後還説，“近數十年來，治史之學稍起，但究不脱乾嘉以來訓詁考據之窠臼”。其特點是“史學界皆重史料，而絶少涉及文化遺產之史學”。實則“史料不過如藥物，而使用藥物者醫學也，而駕馭史料者史學也”。（106）這樣的憂慮背後，恐怕就有那種特定的“傅斯年形象”在。實際上，後來的中國史學，并不十分“重史料”；少數人徒知名物字義的考核，多數人競逞“離事而言理”的空論，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把史學和史料兩分的外來認知。這恰是傅斯年努力想要突破的，則認識其“史料學”的真實面目，或有助於今日史學界的反省和提升。
注釋：
①傅斯年：《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未刊稿，存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以下簡作“傅檔”）。傅斯年檔案現已完全開放，而在未曾充分開放時，我已獲允查閱，謹向前後幾任史語所所長致謝！其中的材料，過去較少使用，本文會略多援引。
②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第4册，253-266頁。
③Wang Fan-shen,Fu Ssu-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73-81；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4年，164-165頁。
④傅斯年致王獻唐，1930年9月13日，張書學、李勇慧輯：《新發現的傅斯年書札輯録》，《近代史資料》總91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37頁。
⑤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全集》，第2册，167頁。
⑥關於“新宋學”，可參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2-375頁。
⑦傅先生明言：“清代所謂宋學實是明代之官學，而所謂漢學，大體上直是自紫陽至深寧一脉相衍之宋學。”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全集》，第2册，166頁。
⑧傅斯年：《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傅檔。
⑨按傅斯年對舊史學之“文學”特色的界説是，“偏於技術多，偏於事實少；非事實的記載，而爲見解的如何”（傅斯年：《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傅檔）。所以這裏的“文學”，或近於後人所謂史觀。
⑩參見羅志田：《大綱與史：民國學術觀念的典範轉移》，《歷史研究》2000年1期。
（11）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261-262頁；“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第一期工作報告書（修改稿）”，傅檔。
（12）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266頁。
（13）傅斯年特别强調，他所謂“不國不故”，“不是名詞的争執，實在是精神的差異之表顯”。所謂“不國不故”，本有時空兩面的涵義：不國即世界的，不故即“後來”的。參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262頁。
（14）如他喜歡説統計，也曾在自己的研究中運用，但他明確感覺到時人對統計的普遍誤會，常要反復解釋統計的真正意義，最能體現他面對所謂科學方法的内心緊張（詳另文）。
（15）廖平、吴之英：《經學初程》，成都存古書局，1914年，頁15A。
（16）參見羅志田：《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四川大學學報》2006年5期。
（17）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1909年11月2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1977年，上册，498頁。
（18）章太炎復李續川書，引在厲鼎煃：《章太炎先生訪問記》，《國風》（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132頁。
（19）章太炎：《訄書（重訂本）·中國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30-331頁。
（20）傅斯年：《閑談歷史教科書》（1935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310-311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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