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宗教祭祀
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黄牛在宗教祭祀中的应用大体可分为两类：
图四 出土有黄牛遗存的宗教祭祀遗迹
4a河南省柘城县山台寺遗址（H39，9头黄牛）；4b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遗址（H53，一大一小2头黄牛）；4c.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遗址（F1，1具没有头骨的母牛骨架、腹中有幼年个体牛的遗骸）
第一类：与遗迹相关的黄牛遗存的出土。遗址包括：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和秦魏家墓地（59）、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60）、河南省柘城县山台寺（61）等（图四）。其特点是：黄牛遗骸多为完整个体或特定的骨骼部位，出土于特定的遗迹--灰坑、墓葬等--之内或附近。
第二类：黄牛遗存经加工作为特殊遗物的出土。遗址包括：甘肃省武山县傅家门（62）、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63）、陕西省神木县新华（64）、河南省安阳市大寒村南岗（65）、河南省孟津县小潘沟（66）、河南省汤阴县白营（67）、河南省禹州市瓦店（68）、山东省曹县莘冢集（69）、山东省茌平县尚庄（70）、山东省章丘市城子崖（71）等。其特点是：黄牛骨骼（主要是肩胛骨）经人工加工为卜骨等具有特殊含义的用具。
傅家门遗址出土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牛卜骨标本，表明黄牛在宗教祭祀中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5600年前。而黄牛开始大规模（甘肃、陕西、河南、山西等多地出现）、多方位（特定遗迹周围、作为特殊遗物）地被应用于宗教和祭祀则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猪牲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逐渐发生改变，商代中期以后“牛优位”取代了“猪优位”（72）。
那么，由考古遗址出土黄牛遗存本身所体现的动物资源利用价值出发，我们能否对中国家养黄牛的出现由动因角度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将在此进行尝试性探讨。
（1）关于肉食动因说
不同于中国家猪的本土多中心起源（73），家养黄牛可能是传入中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家猪起源动因的肉食说（74），家养黄牛是在肉食资源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出现的。肉食来源是否是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我们将从家养黄牛起源时的生业发展状况谈起。
如上文所述，距今5000-4000年，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形成，多元（粟、黍、大豆、稻和小麦）农作物种植模式提高了农业的总体产量、减少了粮食种植的风险，特别是距今4000年左右，小麦传入中原地区，凭借其优良的高产品质，逐步取代小米（粟和黍）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75）。这样的变局对生业模式而言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A.旱作农业的形成，提高了稳定的、相对充裕的食物的来源，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
B.植物性食物产量的提升对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产生了质的影响，动物型食物（主要依靠家畜饲养）在食物结构中的比重大为降低，种植业取代家畜饲养业成为农业当中主要的部门；
C.旱作农业的形成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进步，农作物副产品（秸秆等）为家畜提供了稳定、充裕的饲料来源，由此，家畜种类增加、家畜饲养业规模扩大成为可能；
D.家畜在古代人类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更高，家畜饲养业普遍性地成为了最主要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
E.北方地区多品种（猪、狗、黄牛、绵羊和山羊）家畜饲养模式成型，以家猪为主的原有家畜饲养方式受到冲击，家猪相对比例减少，但以提供肉食为目的的家畜饲养基本上仍是以家猪饲养为代表（76）；
F.北方各具体分区中肉食资源来源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东北地区的北部以渔猎方式为主，南部则以家畜饲养业为主；西北地区普遍以家畜饲养方式为主，但也存在以渔猎方式为主的现象，家畜饲养方式中养羊业得到发展，在肉食结构中的贡献值超过了家猪，如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77）；中原地区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家畜饲养为主的状况，家猪肉食贡献值仍高于其他家畜（78）。
综上，北方旱作农业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更大限度地满足古代人类的食物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以家猪为代表（某些地区开始以绵羊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保证了肉食资源的相对充裕，在这样的局面下，对黄牛的肉食消费更多地是体现在肉食种类的增加上。黄牛遗存的数量比例直观地表明其在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对肉食资源总量增加的贡献率较小。黄牛饲养难度大、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等劣势注定其在肉食供给方面难以与家猪相媲美，而人类却对黄牛的饲养更加注重（上文）。肉类总是宴饮中的重要食物，由此，这种新的肉食种类，并非人人得而享之，可能更多地为当时的精英阶层所掌控；同时，对它的享用也并非日常习用，它的价值更多地是体现在仪式性宴饮活动中。从这个角度考虑，肉食动因说可能更为合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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