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部巨著的问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理论，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清代史家章学诚赞叹说：“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16）
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这种“史部之通”之“极盛”局面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唐初史家指出，自南朝梁、陈以至于隋，明《汉书》者，名家不绝，而“《史记》传者甚微”（17）。这表明“断代为史”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而会通之史则不能与之比肩。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也是一位“断代为史”的支持者，他在《史通·六家》篇尖锐地批评了“《史记》家”，认为“《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此其为体之失者也”。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又说：“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这是说《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又说：“况《通史》已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这是批评梁武帝时史学家所撰《通史》不具特色而缺乏魅力。刘知幾进而做出这样的结论：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史记》家”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不过《史通·二体》篇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与“短”。刘知幾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18）
饶有兴味的是，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长”，同《六家》篇对《史记》的批评并不一致；而所谓“长”者种种，皆指其“体”而非指其“通”。而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短”，往往又是跟上文所说的“疆宇辽阔，年月遐长”或此处所说“编次同类，不求年月”相关联，即与其作为通史分不开。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和评论存在明显的相互抵牾之处，他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不如对班彪、班固父子的评论来得慷慨。
刘知幾对《汉书》是极力推崇的。他认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如《尚书》记周事，却仅仅写到秦穆公助周平王东迁；《春秋》述鲁史旧文，止于哀公；《竹书纪年》写到魏亡，《史记》只论及汉初。在刘知幾看来，以上诸史皆非断限整齐之作。他在《史通·六家》篇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刘知幾对《史记》的批评也罢，还是他对《汉书》的推崇也罢，都着眼于“史法”，即着眼于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而很少涉及它们作者的撰述之旨。至于说“学者寻讨，易为其功”，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刘知幾对“包举一代”之史的推崇，除史学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的原因，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皇朝史撰述的重视。而作为“正史”的皇朝史，“作者尤广”，以致“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9） 这种情况表明，断代为史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其必然性的。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肯定，自有其史学的和社会的合理性。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合理性，从而排斥了通史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以致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20） 范围之内。这个见解，限制了刘知幾对未来史学发展的积极设想。
在刘知幾以后，大致从中唐时期起，通史撰述呈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传记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的通史著作。（21） 著名的典制体通史《通典》，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北宋又有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巨制的产生，影响之大，不在《史记》、《汉书》之下。于是，史学家对通史之作也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上的认识。南宋史学家郑樵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其《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此后，元初马端临又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史书体裁的不同，对《通典》和《资治通鉴》做了精辟的评价，其主旨亦在于“会通”。从一定的意义上看，马端临是把自杜佑《通典》以来各种体裁的通史著作在理论上作了总结的史学家。而《通典》、《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在推动中国历史编纂走向新的重大发展中，都显示出自身的成就和特点，突出地反映了史学家们重视历史的联系，以及对于社会历史内容的抉择及其表现形式。
二
唐代史家杜佑（735～812）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撰成《通典》200卷，并上奏朝廷。从内容和断限上看，《通典》是一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按照杜佑的说法，它以“法制”为内容，而其源则来自《周礼》。杜佑在《上通典表》中写道：
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门资，幼登官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玩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轻废。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书凡九门，计贰百卷，不敢不县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尘渎圣聪，兢惶无措。（2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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