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段评价的争论至林纾此处还不会完结，因为，他当年引用的《读通鉴论》所使用的版本中，在“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一语下，少了船山的这一说明--考异曰：延传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为长，又与上语相应，今从之。这一补充说明见之于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读通鉴论》中，编者明确指出“嘉怡钞本无此夹注”[7]239、240。由此来看，林纾对船山的批评也有因所见不全而失察之处。不过，无论如何，他注重史料的准确性，以其为批评和评论的基础，这种自觉的意识是值得学习的。
上述所言见解歧义、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疏离史实，有所不同而又相互联系，可视为林纾评选船山史论的三个批评层次，而以对史实的辨析最为基础和关键，正可归结到作者所谓作文要“见之确”，避免如“隙中观日”的要求。
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选评》对船山史论的选评，当是与林纾所论相当不同的一种类型。从消极的一面来说，他没有（至少没有形诸文字表达）林纾所注重的史实的关照和辨析，不甚注重微观细致的层次。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他更注重思想性的分析，对其所选评的船山史论是肯定得多而批评得少，其角度的最大特色是注重阶级的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学术背景所造就的。
今人在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船山学术研究时，多注意到了关于船山思想的阶级和时代属性的两个基本派别，即市民启蒙说和封建地主说[9]。1962年，嵇文甫发表了《关于王船山的阶级立场问题》和《王船山与李卓吾》两文，分别从正面阐述（船山贱商、非平等自由思想）、船山对李贽的批评着手，申论了船山及其思想的封建地主性质[10]。这一基本看法，也清晰地反映在《王船山史论选评》中，其对船山史论的批评多是从这一立场立论的，具体而言，即是注重分析船山的阶级局限。如：
关于船山论土地制度：在《论限田》中，嵇文甫指出：“船山明确承认私有制，不赞成用国家力量来干涉，比着一班儒生高谈皇古，倒合乎实际，也反映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胜利。至于讲‘窳惰之民’和‘民畏有田’那段话，更显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分明带有阶级性呵！”[6]10在《论职田》中，也指出船山在论述土地的经营中所贯穿的君子、小人的义利之辨思想还是“儒家向来的传统见解”，“表现出私人地主反对官家地主的阶级立场”[6]34。
关于船山论君民关系：在《论人思为天子》中，嵇文甫指出，船山强调天子的神圣职责，反对那些不像样的君主，很带民主气味，值得加以表扬；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警告那些所谓乱人，“天子自有真”，不要妄干天位，“如果就把这和近代民主思想混在一起，恐怕还需斟酌吧。”[6]27在《论君民关系》中，嵇文甫同样既充分肯定船山所论“民主性的精华”，也指出：船山毕竟受历史的和阶级的限制，不能将其和近代的民主思想混同起来；他讲君民关系是从“彝伦”，即从纲常名教出发的，这是儒家向来所讲天定的君民之分；讲君不该暴虐百姓，民也不该犯上作乱，仍是孟子那一套调和阶级矛盾的说法。嵇文甫更特别提醒，要注意船山解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段话：“他（船山）认为，只有到君不成其为君，社稷都不成其为社稷的时候，什么君臣名分要讲也无从讲起了，然后才可以说一声‘民为贵’。根据这个道理，像杨行密、张全义这班人，都不必拿通常的君臣名分来加以苛责，而都可以‘许之以为民主’。‘民主’者，‘民之主’也。这班人总还有点像个‘民之主’的样子。注意，‘民主’，‘民之主’。有趣！”[6]49很显然，作者认为船山政治思想的近代性特征相较于其封建性的一面，还是极其有限的。
综观以上所论可知：从评选的内容上讲，虽然二者所论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不过差异则更为明显，尤其是嵇文甫所注重的君民关系、民族思想、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在林纾的评选中都是难得一见的。而从评选的方法与角度上讲，林纾注重从史实出发进行知人论世的细致分析，而嵇文甫是通过历史考察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其局限、撷取其精华而获得启发。或许，他们的不同，都可以从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
三、时代与船山史论选评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方面，人们只能从已有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学术趋向上认识其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人们对研究对象的阐述或多或少都会顺应时代的需要。
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嵇文甫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关注的对象如经济政策、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治乱兴亡、人物评价的方法，充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内容上的一些特色，如关注经济基础和重大的历史节点；其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更是时代学术的产物。当然，他早年对船山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反映到了其选评中，如将“假手论”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相比较等等。
而对于林纾来说，其撰写《评选》的时代，正是对船山史论的民族思想和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大力表彰的时代，对于这些，他却有意地回避了。看似矛盾，其实这种回避本身也就代表了他的一种态度。在《论驭兵之难》中，他呼吁“立宪之朝，文武之士人皆存爱国保种之心”，则“其至于悖乱者必鲜”[4]卷一，这里或可透露些此中消息，即他对清皇朝的认可。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有意回避。当然，作为针对中学生的授课讲义，他能讲的内容也是有其范围的。1923至1924年间，梁启超反思清末对船山史论中排满思想的发挥，认为“现在事过境迁，这类话倒觉无甚意义了”[11]，并呼吁对船山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林纾的有意回避，恰也成就了《评选船山史论》的生命力。
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林纾身上却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评选船山史论》，时代还给它打上了哪些烙印呢？
其一，关注经济的发展。船山持崇本抑末的主张，对汉初困辱商贾的政策深表赞同[7]卷三《汉景帝七》“汉初富庶自困辱商贾始”。林纾在《论贾》中就此谈到：“船山之为此论，就崇祯时言也。若在今日，则国债取之商，兵费取之商，路矿二政靡不属商，试起船山而柄大政，仍能作困辱商贾语也？”进而谈到西方商人的冒险和对中国经济权益的掠夺，林纾对此是痛心疾首，故“若能振刷其商政，格吾之资财不令外溢于敌手，即听吾商穷奢极靡，其漏卮亦仅在国中，贫民可沾溉也。惟其狃于竖儒之说重士而抑商，百方以脧之，极力以遏之。昔与外人争利，其稍得微利者，官中即从而奄有之。于是富者远飏，舍祖国弗顾，拥产入敌国民籍，中国之膏腴竭矣。”[4]卷一虽然林纾对商人的奢侈态度有纵容的一面，鉴于其针对性，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处提出的问题，即使在今日，也是值得严肃思考和需要认真面对的。在《论治盗》一文中，林纾不同意船山以宽纵治盗的方法；进一步，他结合现实分析了人民何以要为盗的问题。在他看来，“惟吾华实业不讲，民无术以图食，不盗则馁死。馁死不足以自制，不若为盗，快一时之获”[4]卷一。讲求实业发展，正是其“抉盗之根”的办法。
其二，认同冒险开拓。船山对班超进西域的评价，倾向于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当时的西域对汉王朝没有特别的战略价值，班超的作为是欺弱凌寡[7]卷七《后汉明帝九》“班超之定西域不足为智勇”。林纾从史实和战略形势上对船山的说法予以驳斥，《论班超》的开篇即是这样一段话：“班仲升者，即今欧西之冒险家也。英人之入非洲，或数十人，或数人，或一人，铲翳治秽，犯瘴疬而居，其力乃能抵抗土著。时苏噜诸部亦动出万余众，西人以数百人当之无惧，惟其有犯死立功之心，往往得十一之济。中国人持重不苟发，故陈汤诸人之功，恒为目论者所遏抑，积渐隳其壮往之气，而国基荏弱，遂兆于此。”[4]卷一今日对西方殖民者的评价已与林纾不同，但他的意图在于，鉴于列强环伺的时代形势，呼唤国人奋发图强。从船山到林纾，因时代背景的不同，各自的关怀自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自然也就反映到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