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田”是一種社會體系，關涉到賦稅、傜役、兵役、戶籍、行政管理、人身控制。鉛印教材使用之後，我一直留意戰國授田制問題，不斷地積纍相關資料。1975年，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了秦簡；1976年，《文物》雜誌第7期公佈了《雲夢秦簡釋文二》，其中《田律》有“人傾芻、槁，以其受（授）田之數”的記錄。看到秦簡中“受（授）田”二字，我十分興奮，這給我此前提出的“授田”提供了鐵證。隨後，我就着手撰寫《論戰國時期“授田”制下的“公民”》一文，發表在1978年的《南開學報》第2期。所以，我認爲，“授田制”這個大的制度是鄙人最早發現的，現在涉及學術史的文章都承認我是最早揭櫫授田制的。授田制的意義在於，它奠定了國家對農民控制的模式。胡適（1891-1962）說：“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⑨我發現了一個大制度呢！我當時寫這篇文章完全靠的是經驗，即資料的積纍。
我的這個“王權支配社會”理論正是在經驗的基礎上作了些概括和總結，但反過來又作爲一種觀念指導我去再認識歷史，但做得有限，年齡不饒人，今後更難了。我說的“經驗”，也包括古今人的對話。我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死死盯住“歷史”的人，我有現實關懷感。你們看，這些年的土地變動說明，政治支配遠大於經濟意義。這些年私人資本有明顯的發展，經濟學界不少人提出“官僚資本”、“權貴資本”“權力資本”等等，都是從權力爲切入點分析問題。從更廣泛的角度說，他們與我的思路是否有相通之處呢？我認爲應該說是有的。中國歷史上的貪污、特權一直讓人心煩，有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這不是道德品質所能解釋的。究其原因，我認爲最根本的是“權力支配社會”帶來的必然現象。
至於“官僚政治”“學人政治”這些概念，我是不用的。講“官僚政治”，比較好的是王亞南（1901-1969），著有《中國官僚制度研究》一書。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與民的矛盾；剛纔你提到的問題，在王亞南的書中已經提到。“學人政治”最早是由錢穆（1895-1990）提出的，近來又有人提出“士人政治”。是的，王權離不開官僚、學人、士人，但我不用“官僚政治”“學人政治”等概念，因爲他們不是獨立於王權與王權並列的權力系統，而是附屬於王權體系的，更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在王權社會中，大致說來是“王-貴族-官僚-農民”這樣一個序列組成的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結構中，有人提到的王權與農民聯合起來鬥爭官僚，或農民與官僚聯合起來反王權，對此我不否認，但這些沒有說到底。把一姓的王反掉了，接下來是什麽？難道不是另一姓的王再支配社會？當然，不是一講王權支配社會，好像其他問題都沒有了，社會上還有很多其他問題；權力也不是在任何意義上統統支配經濟。一個理論的概括衹能是最高的概括，而歷史的豐富多彩性不是任何一個理論都能概括進去的。我認爲，衹要抓住其中的主要之點，而這一點具有較多的解釋面，就可以了。“王權主義”衹是解讀中國歷史的一個角度，並不排斥其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解讀方法。我想，這正是我在治學中的經驗主義的態度與方法。
注释：
①[德]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卷，第433頁。
②謝地坤：“文化保守主義抑或文化批判主義--對當前‘國學熱’的哲學思考”，《哲學動態》10（2010）。
③劉澤華：“前言”，《中國傳統政治思維》（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④李振宏：“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權主義學派”，《文史哲》4（2013）。
⑤劉澤華：“王權主義：中國文化的歷史定位”，《天津社會科學》3（1998）。
⑥劉澤華：“除對象，爭鳴不應有前提”，《書林》8（1986）。
⑦劉澤華：“史家面前無定論”，《書林》2（1989）。
⑧張金光：“關於中國古代（周至清）社會形態問題的新思維”，《文史哲》5（2010）。
⑨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一集，第2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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