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一书，围绕“冲击-回应”模式等问题，对如何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认识。虽然作者“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②，但此书的中文版198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一版再版，反映了其对中国学界的“冲击”之大和国内学界对此著重视程度之高。原因何在？或许，还是此书译者林同奇说得好：此书虽然是对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几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著作，但其中“也流露了对中国大陆研究近代史之成果与方法的某些值得商榷的看法，有待我国史学界作出回答”③。我国史学界的反响果然热烈。根据罗志田的观察，“‘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④笔者所见评论如下：或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虽也有一些重大的理论缺憾”，如过分强调中国背景的复杂性，未能深入地研究有关外国的一端；但他“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其基础比较扎实”。⑤或认为“中国中心观”是建立在对“西方中心观”模式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值得肯定；但其“所依托的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毕竟还是源于西方”，故对其“能否接近中国历史真实”表示怀疑。⑥或认为柯文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说，打开了一扇透视中国近代史的新视窗，但由于过分强调了内部因素，“导致了‘中国中心观’内在理路的紧张”⑦。上述评论各有侧重，但对“中国中心观”多予肯定。另有论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中心观”进行批驳，认为“中国中心观”亦已成为一种教条--“柯文教条”，柯文“从19、20世纪中国一系列看起来与西方有关联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尽可能地剔去西方的影子，使其连缀成一幅在我们看来颇具阴郁色彩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内争不已的历史长卷”，⑧否定了“中国中心观”的价值。
上述评论给予笔者诸多启发，但仍有泛泛之嫌。要准确评价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尚需进一步做更细致些的分析。故本文仅拟就此著第一章关于“冲击-回应”模式的论述及某些概念的使用等具体问题，略陈己见，并祈作者及方家不吝赐教。
一 从模式出发，还是从史实出发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人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冲破传统框架的动力，只是在19世纪中叶经过西方的冲击⑨之后，才发生巨变，向现代社会演变。这就是柯文要否定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le）。
否定“冲击-回应”模式的根据是什么？柯文在该书《序言》中称：越南战争“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据林同奇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的震动，部分美国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⑩。由此看来，现实情况或世界历史新的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对美国和西方的认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变化，“中国中心观”应运而生。
这提供了关于现实社会生活如何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之命题又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实例。“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1）之名言，果然屡试不爽。但是其“真”的程度如何，仍可怀疑。因为对于这种现象，在肯定其包含合理性的同时，亦须注意到其另一方面，即人们由于社会变迁而对于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亦随之发生的这种变化，只是人们在某一特定时期对其现实社会认识的一种折射，而不是源于对于那一特定历史本身的研究，而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毕竟是要从史实出发。此外，历史研究中，如果过分强调某种“模式”，则很难避免用公式去剪裁历史的弊端，具有很大风险。即使要运用某种模式，这种模式也应该是建立在对这一阶段历史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某种模式的建立或推翻，从根本上来讲，均应是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之后，而不应是源于研究者对其自身所处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怀疑和批判，或搬来一个形成于其他国家历史进程的某个模式来套用于中国近代史。柯文对“冲击-回应”模式提出批评乃至否定，主要不是出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研究，而是源于作者对其自身社会现象的反思及进一步的推演，从而对既有模式反其道而行之地构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去套用于中国近代史。作为实证科学的历史学，这样的研究、这样的模式能带给我们多少真实可信的东西呢？
为说明“中国中心观”正确，柯文称：应力戒将19世纪中后期的改革看成“只是随着西方冲击才产生的现象，而且只有联系这种冲击加以了解才具有意义。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12）。
柯文这种说法，是欲以中国有与西方影响无关的悠久的改革传统，来弱化乃至否认近代中国历史与西方冲击的联系。这个说法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其模糊甚至混淆了“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区别。确如柯文所称，中国本身“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清代之前中国历代王朝多进行过或大或小的各种改革，清王朝自建立后亦曾有过“摊丁入亩”、设立军机处等经济、政治的变革举措。但是，那些改革与晚清的改革相较均有一重大区别：前者都是在中国与其域外事务没有什么关系的状态下、且都是完全针对中国内部的问题而进行的；而晚清以来的改革，虽然可以说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变革精神在延续的体现，但这些改革思想与活动几乎无一不是因西方的冲击而引发，而且呈现“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的趋势。再者，晚清时期改革的内容与性质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相比亦有重大区别：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均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宗法专制制度之内的改革，其改革是对这个经济、政治体制的完善或修补，并不对这个制度本身构成任何损害或威胁；而晚清的改革，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商品、资本侵略的巨大冲击下，被迫学习、引进西方社会工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管理方式等等。这样的变革引起了物质生产活动领域的变化，渐及教育、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导致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深刻变化，虽然当时的改革者意识不到这一系列无可避免的后果。显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与此前的变革有着性质上的重大区别。不联系西方的冲击，就无法认识和理解晚清的变革。而柯文虽承认中国晚清以来的变革“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又特别强调，应力戒认为这个改革“只有联系这种冲击加以了解才具有意义”，实际上仍是否认晚清的变革与西方冲击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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