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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5)

关于“西方”与“东方”
    柯文称:“‘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词汇里也不会出现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倘若西方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则‘西方’所包括的地域中种种空间的划分就自然会在我们的头脑中突出起来。这时,法国和美国的区别很可能就变得和如今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同样巨大。如果按逻辑推论,我们也可以设想,倘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人们就既不会认为它是美国也必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我们感受到的差别就会完全集中在‘美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45)
    西方与东方是相对的,这没有问题。而且,如果真是只有一个东方,或一个西方,或一个美国,那它们各自内部的差异无疑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突出”且“巨大”起来,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实际上东方与西方所存在的巨大差别。近代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的差异和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在西方世界内部,不同国家如英、法、德、美之间,无疑存在相当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与中西之间的差异的性质是不同的。19世纪中后期,西方主要国家基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中国则处于君主专制的传统农业社会。如果不顾这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以“相对”之说抹杀东西方之间的差别与东西方各自内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别这两种差别之间的差别,并从这样的相对主义出发解释近代世界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所导致的只能是荒谬。
    为什么是“西风东渐”--西方的枪炮、舰船、商品、工业技术、企业制度、宗教、学校及教育制度,乃至各种观念、规则等等,进入东方,进入中国,而不是相反?漠视近代世界历史中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这些基本事实,只是在那里以并不存在的假设为前提而演绎“相对的概念”,这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吗?
    如果按柯文此一逻辑推论,“我们也可以设想”:倘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人们就既不会认为它是中国,也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从而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但是,按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除了模糊了近代西方世界与中国存在的重大差别,淡化近代中国饱受西方侵略-“冲击”-的历史,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近代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正确解释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难道还能具有什么别的意义吗?
    “革新”还是“复旧”
    “同治中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作出的回应?”柯文表示怀疑,他认为,“六十年代所倡导实行的种种改革……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innovative)不如说是‘复旧’(restorative)”,在“文官制度方面”和“经济领域”均如此,甚至在“拥护中兴的朝臣们认为有必要按照西方路线进行改革”的军事和外交方面,也“有一些情况冲淡了革新……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是按照陈旧的古旋律奏出的一支变曲。在他们悠久的历史中,中国人曾多次向‘夷人’屈尊就教,学习他们的作战技术”。(46)
    其实,此时期清廷在“文官制度方面”和“经济领域”并无什么可称为“革新”的举措,这是学界的常识(47),郑重否认这两个方面进行了“革新”,属无的放矢。而正如柯文所说,那些“拥护中兴的朝臣们认为有必要按照西方路线进行改革”的,是在军事和外交这两个方面。(48)
    但在谈到军事方面的变革时,为了说明这种变革的“复旧”色彩,柯文强调,在悠久的历史中,“中国人曾多次向‘夷人’屈尊就教,学习他们的作战技术”。但柯文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忽视了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即在历史上曾向中原之外的“夷人”学习的,主要是他们的“作战技术”;而这次“自强运动”中向西方人学习的,主要不是作战的“技术”,而是作战的“武器”--坚船利炮,正如柯文所描述的:“中兴的领导人物在西方技术的援助下,建立了近代的兵工厂与船坞。”(49)柯文实在不应该有意或无意地抹杀这一非同小可的区别,而将此前的“向‘夷人’屈尊就教”与近代的“师夷长技”混为一谈,因为这其中蕴涵着至为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不同。“自强运动”所师之西方的坚船利炮,是西方社会机器工业的产品,欲学习这些武器,就须引进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设备和技术,引进机器工业生产的管理方法,培养掌握生产技术的工人和懂得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业人员,而正是这些引发了此后中国在经济、教育、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一步一步的一系列变化。这与中国古代的“向‘夷人’屈尊就教”,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故柯文所描述的“中兴的领导人物在西方技术的援助下,建立了近代的兵工厂与船坞”这个军事领域的变革,不应视为“按照陈旧的古旋律奏出的一支变曲”,而是脱离了“陈旧的古旋律”的一支交响曲,虽然其中还有不和谐的音符。
    柯文同时还提出,“中兴”时期,“对兴修铁路与建立电报系统阻力很大。这也可证明中兴的经济思想是向后看的,复旧的”(50)。这种说法,思维逻辑存在问题。铁路和电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中兴”的内容或表现之一就是“兴修铁路与建立电报系统”,这正是中国向前走的表现,也是对西方冲击最直接的回应。而因受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而“阻力很大”(51),岂不正说明“中兴的经济思想”是向前看的,怎么反倒成了“中兴的经济思想是向后看的,复旧的”的证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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