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356-357页。
（27）戴逸：《失去了的机会--〈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序言》，《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7-268页。
（28）戴逸：《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第77页。
（29）（30）（31）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
（32）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1-42页。
（33）（34）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2-43、43页。
（35）《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
（36）《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0-31页。
（3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1页。
（38）《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6页。
（39）《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49页。
（40）《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52-154页。
（41）《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卷11，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0页。
（42）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4页。
（43）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8页。
（44）英国还曾于1788年派凯斯卡特使团来华，但因凯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使团中途而返。（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4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5页。
（4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4-15页。
（47）《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在以“自强的名义”进行的“革新”中，“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没有变化”，尽管“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提供了某些机会”。（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479-480页）而柯文也完全赞同芮玛丽（Mary Wright）这样的观点：在经济领域，“压倒的重点是重新恢复内乱前的经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4页）
（48）（49）（50）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5页。
（51）此时期修建铁路及电报系统之议遭某些守旧大臣激烈反对事，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371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97页。
（52）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70页。
（53）日本的维新官僚认为，“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教育、经济、经营等皆在我东洋之上”，主张“把开化之风移入日本，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研究》，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239页，转引自宋城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54）自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三十余年间阐发‘中体西用’者不止洋务一派，凡谈时务、讲西学的人，莫不接受或附和这一主张”，乃至“举国以为至言”。（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55）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5页。
（56）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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