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跨国度的联系、交流与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各种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和冲突、各类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传播和融合现象十分普遍。人们通常将国家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而将这些现象推动世界发展的作用忽略了。运用全球视野分析世界发展中表现出的一些共性和差异，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类历史进程，也会赋予我们更多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
（二）多元视野
多元视野是一个充满差异的、无限的和开放的视域，因为视域即看问题的方位，所以多元视野随时空、认识的变化而变化，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充满了变化，显得日新月异。过去视野、现在视野、未来视野是从时间序列获得的视野，个人视野、集团视野、民族视野、国家视野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获得的视野……史学研究要坚持多元视野，多角度观察问题，只有眼光通达，避免偏废，才能所见深远。例如，汤因比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从而得到了一个广阔而独特的历史视野。汤因比将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把历史学的研究单位理解为文明，使得历史学有可能突破以专门史、通史或断代史为内容，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各种著史体例为形式的传统的史学框架，走出一条文化学发生有机联系的新的史学发展道路。以此为主干的历史著述，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荣誉（23）。
（三）比较视野
比较方法在历史学中运用的起源及其历史与历史学一样久远。广义的历史比较法，是一般比较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它的起源及其历史与历史学一样久远。狭义的历史比较法，是20世纪以后产生的一个史学流派，它强调理论化、系统化地运用比较法，强调拓宽视野，在更宏阔的背景中分析比较，由此形成“比较史学”（24）这一名称，并成为当代新史学的一个特色。历史比较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看法。许多历史的课题，按照老思路，已经是“山穷水尽”，难以突破了。借助比较方法，无异于转换视角，便能发现一些新问题，产生一些新见解，从而把研究推向深入。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批评历史研究中因缺乏比较意识而评价失据的现象。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但只是文明古国之一，决不是唯一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明有比别人先进的地方，但决不能说样样都先进。例如，中国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就比前五千多年已经出现的埃及人写在纸草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要晚两千年。再如，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郑、晋才铸刑鼎，前5世纪李悝才制定《法经》，比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的制定要晚了一千二三百年。再如，中国长城当然是一项很伟大的工程，但把它说成最伟大的工程，那就不合适了。埃及用石砌的一百四十多米高的金字塔，难道不及这砖土建筑雄伟？何况金字塔诞生于埃及第四王朝，距今四千五百年以上，长城最早筑于战国，距今不过两千多年。（25）
此外，通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可以认识中外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特点，帮助我们理解中外历史分期等问题，有助于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有助于认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相关问题。史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和比较，中外历史比较等研究的开展，很有可能对历史研究提出新问题、新思路和新方法。
（四）跨学科视野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史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21世纪，历史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科学研究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跨学科视野下的历史学从其他科学中借用了新的理论、知识、方法，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全部生活发展的整个过程纳入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通史与专史研究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打破条块分割，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从而使历史学克服狭隘、单一、陈旧、静止、局部等研究模式的缺陷，有利于历史学改变面貌，焕发活力。
例如，对“生态学”（ecology）的关注，在西方本来是源于上帝创世的启示，从而其自身就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26）而当神学家莫尔特曼（Moltman）、大卫·格里芬（D.Griffin）等人讨论所谓的“生态神学”或者“神圣的生态学”时，“生态”显然已经不仅仅是神学的，而是被视为一种公共话语。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甚至还有“生态女性主义”（27）等，也同样都在分享生态学的观念和视野。至于“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技术理性”、“性别”、“大众媒体”、“权力”、“软实力”等，无一不是多个学科的共同论题。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们，它们已经不能为任何一个学科所独有，也没有哪一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
历史学的研究更频繁地涉及哲学、宗教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由于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学科的相关性，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就可以将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刻，解决得更加有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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