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关于茶馆本身的问题意识。但王笛并未限于就事论事的茶馆本身，而是追求更大的宏观意识，即“形而上者谓之道”，“述事而以理昭焉”。（11）这实际上最能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眼光。何谓宏大意识？简单说就是学界同行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普遍问题，也可以说是贯穿一项研究的基本线索。对此，王笛指出：中国学术界经常强调的是填补空白，美国学术界却是看你的研究是不是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进行对话，哪怕你研究的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是也需要上升到一个更抽象的层次，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进行学术对话。（12）也许王笛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合乎当今中国学界的实际，但不能不承认，许多论著的确缺乏这种意识。
前述由茶馆本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有的属于弥补学术空白或薄弱环节，有的则已经显示了比较宏大的理论意义，譬如对茶馆的研究取向和有待回答的问题。不过，王笛仍然从宏大意识的层面，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如果说《街头文化》研究的是成都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茶馆》中，我关心的是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13），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怎样改造和打击地方文化，如何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地方文化又是怎样反抗国家文化的。它“不仅仅涉及成都茶馆，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14）所谓国家，就是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国家文化”是利用政府权力所推行的文化，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与之相对，“地方文化”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各自的独特性。（15）
以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作为《茶馆》的普遍问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非常吻合的。晚清以降，救亡图存的现代化潮流冲击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城市改良运动，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这个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进交通，重建城市空间以创造“现代”的城市景观，规定卫生标准以防止疾病，清除街头乞丐以推进“进步”的城市形象，制定各种规章以维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闲娱乐以“启蒙”大众，发扬爱国精神以培养新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等等。（16）对于以上问题，以往学者多是从某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王笛则认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个城市可以说采取了全部这些措施，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正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政治剧烈动荡，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17）
历史学从来都不纯粹是关于过去的，而是蕴含着某些对现实的启示。《茶馆》的宏大意识的来源，除了学术指向，也有作者的现实关怀。尽管王笛反对功利，提倡脱离现实的“纯粹”历史研究，但他又认为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并不矛盾。（18）与历史相似，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遇到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正如王笛所言，国家如何控制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处于有‘国家’无‘社会’的时代，国家掌握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资源，这是此前任何政权所未能实现的。传统的‘公’的领域几乎不复存在”。（19）茶馆行业同样经历了国家权力和文化不断扩大的过程，在“文革”及其之前的30年，奄奄一息，名存实亡。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以及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以后，“社会”才逐渐走向复苏，茶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复兴和发展起来，甚至达到历史的顶峰，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顽强。不过，就在民间社会复苏的同时，国家权力仍显示其强势的一面，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各级政府的“现代化”意识推动之下，城市建设面临着日益趋同，老城区和地域文化日趋衰落乃至消亡的困境。（20）由这些现实问题所产生的忧虑，或许可以从近代茶馆的研究中获得启发。
二、微观史与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
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要借助于理论方法。而且，凡属成功的学术著作，一般都要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方法。在前述《茶馆》的问题意识中，无论是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突破，还是由此生发的宏大意识，都与此理论方法的指导不无关系。可以设问，在成都出生和成长的王笛，为什么在川大读书和任教时，没有对成都的社会生活史发生兴趣，反而在离开成都、赴美留学之后，却对成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这应该与空间位移所产生的别样视角有关。王笛赴美之后，对成都“因为有了距离，有了比较，才发现了过去所看不到的东西”。（21）但关键是，为什么他能够发现“过去所看不到的东西”？这不能不归因于他学习和接受了原来所不曾熟悉的理念和方法。从《跨出封闭的世界》到《街头文化》、《茶馆》，不难看出王笛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的转变。《跨出封闭的世界》是在当时国内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目的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走向近代化的。由此，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化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对精英记录的资料、精英的“话语”没有进行分析和批评使用。如王笛所言，“在美国的学术训练，使我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这种转向就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精英到下层、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取向的转变，概括地说，就是接受和使用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或大众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经此转向，王笛认为一些原来感觉到好像无路可走的课题，就像突然打开了一扇门一样，可以看到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问题。（23）
在传统史学看来，茶馆只是中国城镇日常生活的一个很小的局部，不像政治、军事、外交、风云人物那样惊天动地，从而很难进入历史学的视界。但这恰恰是微观史和新文化史所提倡的研究对象，王笛对此有深刻的体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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