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世学”的实践
萧一山并没有将“经世学”理论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体力地行付诸实践。在其史学研究的每一个分支领域中，我们时刻都能体会到这种强烈的经世精神。
在史料整理与考释领域，萧一山对天地会与太平天国两个领域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这当然是完善《清代通史》下卷的学术需要，但以之“经世”却是其中的深层原因。两大历史事件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中占重要地位，而萧一山则试图通过相关史料的搜集与考释，从学术角度证明他所确立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所附《天地会起源考》一文，以孙中山的模式，把天地会定义为由明遗民以“反清复明”为目的而建立的革命团体，（35）清晰地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怀。
如果说，史料考释因其性质的特殊性限制了萧一山经世精神的发挥，那么《清代通史》等著作则给他提供了广阔的关注现实的空间。针对陈恭禄不应对中兴人物进行优劣评判的批评，萧一山毫不犹豫地指出“此不知史学外尚有史识在也。人才之优劣，与社会之关系，不加论断，则史书之义何在？信如此，春秋可以目为断烂朝报，评传可以目为谀墓之文矣”。（36）缺乏“史义”的著作没有任何价值，而史论就是体现史书之“义”的基本手段。以这种思想为指导，通过评论历史事件针砭时弊、寻求借鉴，便成为其史学著作的基本内容之一。《清代通史》在阐明史实的同时又包含了大量的史论，所论虽是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但归宿多直接指向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至于《清史大纲》和《清史》，两书均以民族革命史观为指导思想写成，力图条理清晰地展现三百年来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经世意味就更加明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萧氏涉足的另一重要领域。从本质上说，萧一山是一个彻底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孔子创造的“中庸文化”在其心目中直可以代表人类的未来。他甚至为中庸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设计了一个简单方案。虽然如此，萧一山并不像保守派那样食古不化。强烈的现实精神使他认识到，“亡国的文化，弱国的文化，是没人肯理的”，（37）必待国家强大以后，传统文化才有推及于世界的可能。“重物”的西方文化在整体上虽然远逊于“重人”的中庸文化，但却缔造了英、法、德、美等强大的近代国家。为此，萧一山审时度势，提出从精神、物质两方面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主张。具体的方法、措施或显迂腐，但这种态度远比一味固守传统更能符合时代的需要。
就历史观而言，不仅民族革命史观现实精神十分强烈，（38）其英雄史观也与他人迥然有别。1938年，萧一山发表《抗战建国纪念感言》，把抗战初期失败的责任归于社会的上层：“此次抗战中表现最好的，是农人工人……表现最坏的，是政府的官吏和知识分子--虽然也有好的，但属少数--他们靡国家的厚禄不知尽领导的责任……”。（39）不仅如此，近代社会发展缓慢也是因为社会精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看一般的人民……民族素质原是很好的。……士大夫阶级不知领导社会向新工业的道路上走……未得一技之长，便做土劣之事，这才是社会的障碍物。社会的腐败并不是大多数人的关系，而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关系”。（40）如果说，众多学者主张英雄史观只想突出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么萧一山的英雄史观实际隐含着通过强调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以敦促他们更好承担当前社会义务的要求。
综上可见，萧一山学术成果的各个侧面，无时无刻不在反映他强烈的“经世”精神。这是萧氏毕生遵从的基本治学原则，也是贯穿他学术体系的中心思想。在谈到自己的治学路径时，萧一山说：“论史而求其真，识因革之原理；明道而循其序，拟经纶之大法，宣教参政，若鲠在喉，知我罪我，亦所不计”。（41）“论史求真”限于纯学术研究，《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等史料学著作及《清代通史》等清史著述当属于这一层次；“因革原理”和“经纶大法”是指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萧一山有关辩证法的各种论断及民族革命史观大体属于这一层次；“宣教参政”则是把“经纶大法”运用于现实而采取的措施。萧一山将三个层次合而为一，形成一个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学术体系。（42）同代学人之中，不乏以“为学问而学问”相标榜而漠视现实者，为什么萧一山能在纯学术的基础上向前跨越，由故纸堆逐渐达到沸腾的现实？经世思想的推动当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要想使“宣教从政”取得理想的效果，必须顺应历史的“因草原理”，而“因革原理”的获得，又必须建立在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基于以上这些原因，笔者将其学术称为“经世之学”，应该没有违背萧一山的本意。
当然，学术发展的趋向毕竟不是凭一人之力就能改变的。1943年，萧一山组建经世学社，成员虽有数百人之多，但积极响应并参与其中的知名学者少之又少。再加上存续时间十分短暂，经世思想实际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抗战期间，虽然不少学者一度有过“学术经世”的举动，但他们的做法只是战争环境压迫下的被动反应，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宗旨。从这一意义上说，萧一山是第一个将自己的理论全面付诸实践的学者，也是当时学术环境下一个一往无前的踯躅独行者。虽然如此，其“经世学说”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瞿林东指出：“史家应当关心社会，并以经世致用作为史学的宗旨”，“‘彰往而察来’的古训，很深刻地概括了史学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注释：
①萧立岩《萧一山传略》一文中“提倡经世致用的史学”部分，对经世思想有简要介绍（《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0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汪效驷《论萧一山的史学成就与特色》，将“经世”作为萧一山史学思想的特点之一（《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其他论著如戎笙《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等，对萧一山经世思想亦有提及，但并没有作为专门问题讨论。
②参阅乔治忠《论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体系》，《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
③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历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8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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