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认为“五四史学最突出的”，不在于多少史学著作，不在于解决了多少史学问题，“而是方法与方法论的革新”，并认为，“五四时期的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最具意义的，应是提出方法论的优先性”，但是却在论述中有意推重梁启超，而忽视胡适（44）。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史学方法论的开创性著作，但是梁氏此书的写作可能受到胡适宣讲“方法”的刺激也是比较明显的。换句话说，“五四史学”时期的梁启超之“方法自觉”，多半也是胡适“唤起”的（45）。
建立“新汉学”的范式。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西式教育确立和赖以依托的儒学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使得传衍千年的经学走到了生死路口。在西方学术范式的挑战下，清代经学所依赖的治学范式--考证学，也同时不可躲避地“碰到了‘革命性’的变化”，面临着“技术崩溃”的险境（46）。安身立命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在此情况下分化为两类，一部分困守经史之学至生命终结，如沈曾植等；另一部分则不自觉地寻找经学的转化道路，如“国粹学派”。今文经学出身的梁启超、夏曾佑等都主动向现代史学转化，古文经学出身的章太炎、刘师培也从经学转向“新史学”、“国粹学”，自觉地破除经学的“意识形态”的盲目和狭隘。但是，梁、章等人的这些努力只能说是推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迈出的第一步，真正完成这个转化的，则是建立“新汉学”范式的胡适。
在“新史学”尚未进占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就已停滞，在“国粹学派”还未进入民国就各奔东西后的中国学术界，亟需有人来完成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时代使命。就在此时，“从考证学传统出身”又有“丰富的西学常识和明锐判断力”的胡适脱颖而出，引入了以“重新评定一切价值”、“平等的眼光”为核心的现代学术理念，取得了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拿证据来”为核心的方法论突破，更建立了可让新旧学人都能接受、借鉴、操作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新汉学”范式（47）。也正因如此，虽然胡适具体的史学成果不多。却得以在学术界比肩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前辈学人。
何谓“新汉学”范式？概括说来，就是乾嘉汉学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和观念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后新的“文籍考订学”的模式，它具备以下特点：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奉行以小见大、小题大作的作业方式；擅用穷源毕流、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推崇“以事实决事实，决不用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48）；崇尚归纳、排斥演绎，提倡“以自然科学治史”的方法取向。虽然它是“西学”在中国学术中产生质变影响的标志，突破了旧汉学“文本考据”的局限，形成了对中国史学材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但是它努力的重心一直囿于“古籍整理”和“史料考订”，所以在本质上仍然是考据学的范式（49）。
平心而论，这种范式最大化地承接了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的遗产，也与现代学术对材料的批判审查铆合，最终帮助中国传统学术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化。如果以欧美史学发展轨迹为参照的话，“新汉学”范式在中国的历史功绩，如同兰克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在欧美的历史功绩一样，就是将传统学术从“神学”转化到了现代史学，并为现代史学奠定了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史料基础。从此意义上而言，涵盖在“新汉学”范式内的顾颉刚之“疑古派”、傅斯年之“史语所系统”，以及陈垣等学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开展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学术范式在一定时期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的扩张垄断永远是合理的。“新汉学”范式主要解决的只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问题和现代史学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史料，它不能解决已经踏上现代化的中国学术进一步发展的新问题。当中国现代史学要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胡适创立的“新汉学”范式在史学上的局限就逐渐体现出来了。
三、胡适在史学上的局限
1934年6月，蒋廷黻借助介绍清华历史系概况的机会，指出“西洋的史家现在都到了Post-Baconian（按：后培根--引者）和Post-Darwinian（按：后达尔文--引者）的时期”了，而“中国史家除了少数伟人具了培根治学的精神以外，不但是Pre-Darwinian（按：前达尔文--引者）而且还是Pre-Baconian”（按：前培根--引者），具体来说就是“在史学方法的分析方面--如考据校勘等等--我们的史家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是幼稚极了”。中国的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一个方面的专家”。蒋廷黻已清楚地认识到，“治书仅是工具学”，若止步于此，工具再精细也难以完成历史学“最后的目的是了解文化的演变”这个最高目标。所以他认为清华历史系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兼重西史和社会科学”，而且“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最终促使“我国的史学有进一步的演化”（50）。
追求“科学态度的、国际视野的和现代化目标的史学”之蒋廷黻（51），身处20世纪30年代繁荣的“新汉学”中心北平，看到的却是中西史学的差距和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巨大问题。若探讨这种差距、问题及其扩大之根源，便不得不追溯到“新汉学”这个范式的创立者--胡适在史学上的局限。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史学界的领袖，胡适史学思想的局限不仅影响了自身史学成果的取得，也因特殊的地位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概括来说，胡适及其代表的“新汉学”的局限主要有三项：
回避甚至蔑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与“新史学”从一开始就指向历史本身不同，“新汉学”从一开始就以材料审查为重心，这可以视为源远流长的“文籍考订学”之延续（52）。在胡适领导下的史学界有一个很不协调的现象，即在方法、认识上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却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整理国故”和“疑古运动”中，胡适、顾颉刚等人实际上是搁置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加强了对认识方法的强调，如“故事的眼光”、“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等这些命题无不是如此（53）。
胡适在留学以前，早已从《论衡》、宋学和清代考据学中吸收了批评的态度、“学则需疑”的精神和“证据”观念，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倾向（54）。留学美国后，“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被胡适看作是可以起死回生的“神丹”；对于“泰西之考据学”更青眼有加（55），《大英百科全书》中的“版本学”、乌瑞德教授关于史料的“高级批判学”等，都使他“大感兴趣”（56）。踏上学术道路以后，胡适也刻意避开了对历史本身的讨论。在“井田辨”里，胡适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将有关井田的文献记录，排列出一个井田论的演进史，显示出了方法论上的成熟。但是，这种排列，只是史料的审定和考辨，“充其量只是抓紧有关材料由含混而明确的演变，俏皮地回避或取消了井田制有无的问题”（57）。实质上，“井田制”的有无，不仅是一个社会制度研究上的大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如何看待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胡适回避历史本身探讨的类似例子还有郭沫若追问春秋战国是什么社会，梁漱溟追问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等。对于这些关系中国历史本身的问题，胡适一生都“避不作答”（58）。唐德刚指出，胡适“精密的方法”“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尔’字……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郡”字、“县”字、“礼”、“井田”等这些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问题，“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训诂学”就“训”不出什么了（59）。纵览胡适所有的史学研究成果，我们不能不感到唐德刚的这个论断是非常有见地的。
唐德刚认为“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看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学’的本身”。换句话说，“拿证据来”本身最多只是一种“古事研究学”或“考证学”，是“方法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学”的本身（60）。吕实强也曾指出，胡适研究历史，“求真以后，还有什么，这方面所做不多”（61）。汪荣祖认为胡适治史以“方法”为“主宰”，导致“历史”形同“仆从”，故“以严格的标准绳之，胡适不宜被称为历史学家”（62）。其实，这种缺陷是民国学术界崇尚史料考订的学人们的通病。他们受“科学崇拜”情结的支配，迷信归纳，拒绝演绎，把需要借助演绎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进行的对历史本身的建构和解释转化为以归纳法可以解决的史实的审定和文献的考辨。他们没有意识到，史学的最高价值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对文献的清理和辨证，最终是为了捕捉隐蔽在文献背后的事实和历史文化信息，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做出贯通性解释，抽绎出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公理公例”（63）。换句话说，他们追求的是关于“天”和“人”的概念起源及其演变这些确定不移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天人之际”的解释。所以，无论胡适等人考据功夫如何精深，训诂如何谨严，校勘如何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只能在历史的“记录”上转圈，而不能通解历史现象、触及历史本身，并使历史学紧密融入到现代史学潮流中去（64）。如此来看，胡适对史学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司马迁的高度，以至于很多出身传统史学的学者，如柳诒徵、钱穆等对其批评不断，如钱穆就讥其“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6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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