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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6)

注释:
    ①据吴相湘统计,仅1979-1990年,全国共出版与胡适有关的书籍41部,其中本人著述20部,学报、期刊发表论文或回忆文章561篇,报纸发表文章233篇(吴相湘:《从胡适见溥仪风波谈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胡不归等著,黄艾仁编:《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这个统计和耿云志、闻黎明所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一书“附录”《胡适研究论著要目》可互相印证。1990年以后有关胡适的研究更是不断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胡适的“年谱”至少有四种,“传记”类著作超过三十种,各种研究论文更是数量庞大,不下千篇。
    ②罗志田认为围绕胡适的争议尽管还存在,但“关于胡适的许多具体的方方面面,却又已渐有论定的意味了”。见氏著:《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页。笔者认为,学界确有一些对胡适“论定”的努力,但效果则不太令人满意,不少研究仍在意识形态浓厚的“褒贬”之间游走。正如罗志田所言,“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此一现象在桑兵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一文中也有论及。
    ③“研胡”可分为两个脉络:海外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高峰,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升温。海外的主要成果有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李敖《胡适研究》(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年),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大陆方面,耿云志发表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的《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一文应该是大陆改革开放后较早承认胡适“成就”的重要文章,尽管文中还保留了不少政治性批判。季羡林1988年在《群言》第2期发表的《为胡适考证辩诬》和3月14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为胡适说几句话》,被认为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以来毫无顾忌地为胡适公开辩诬的第一人”(吴相湘:《从胡适见溥仪风波谈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胡不归等著,黄艾仁编:《胡适传记三种》,第369页)。此后,评介、肯定胡适的论著大量出现,如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
    ④胡明:《胡适批判的历史理解与文化诠释》,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⑤海外有少数几位论者对胡适的不足有所反省,如唐德刚、李敖、许冠三等,但多是“只言片语”,大陆至今也还未见到认真讨论胡适史学研究局限的论作,而过高“捧胡”的现象则早已出现。
    ⑥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⑦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史学与红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⑧王尔敏指出,他对“唐先生的论断”,是“倾服接受”的,“降服”于唐德刚对“马列科学派史家”分析之“卓识”。他还表示,虽然他“绝对不用流派去探讨当代中国史学”,也“全不同意”唐德刚对“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的划分,但他仍“佩服唐氏的圆熟识见”。王尔敏:《当代学者追求历史理论之芜滥》,《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⑨唐德刚:《小说和历史--1988年6月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史学与红学》,第39页。
    ⑩唐德刚:《小说和历史--1988年6月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史学与红学》,第33页。
    (11)唐德刚:《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书缘与人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2)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史学与红学》,第5-6页。
    (13)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史学与红学》,第3页。
    (14)唐德刚:《胡学前瞻--〈胡适密藏书信选〉再版序》,《书缘与人缘》,第14页。
    (15)唐德刚:《胡学前瞻--〈胡适密藏书信选〉再版序》,《书缘与人缘》,第20页。
    (16)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17)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18)王尔敏对唐德刚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之概括也提出了质疑。因为他认为“置五色迷离各形各色的学者于一炉,集假洋鬼子真土包子于一堂,大家各自高傲自视,谁能认同他人是自己一派”?他认为“海外史家”是不可以看作“一个一致的史学流派”的,强拉成一派,反倒是对“海外高洁之士”的“大不敬”(王尔敏:《当代学者追求历史理论之芜滥》,《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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