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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声发大财:清代扬州盐商的富可敌国秘诀


     
    
     


    明清之际,有两个地方的商人以豪富自夸。其一把持帝国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广州公行商人。


    随着西方商人在东亚实力的增强,广州的行商利用清政府给予的贸易特权,大获其利。有记录显示,1820年代的一艘美国贸易船从,广州运茶叶回波士顿销售,行商获得的利润是美商跨洋奔波所获利润的三倍。根据法国报纸报道,鸦片战争前后的十三行总商伍某,家产估计超过2600万墨西哥银元。堪称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不了解大清国情的外国人 一度将十三行商人视为首富群体


    
    


    不过跟扬州盐商比起来,广东十三行商人在整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免逊色许多了。两地商人财富总数虽无历史定论,但仅从两者向清朝政府的捐输来看,就不在一个级别。


    从乾隆晚期到道光初年,广东行商捐输报效政府白银将近四百万两。而几乎同一时期的淮扬盐商捐输报效总额,高达三千六百万两白银。以此推论,扬州盐商的经济实力应该在广东商人的十倍左右。清朝官员也认为广东僻处天末,真正有实力的巨商不过数家,是远远比不上资产殷实的扬州商人。


     
    
     


    清代的制盐流程图


    
    


    如果说行商的发财密码不过是一个“洋”字,那么扬州商人的发财密码就复杂的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个“盐”字,实则是个“官”字。


    明清两代制盐业制度相承,都是采用灶户个体经营模式为主。作为匠户制度的一个分支,灶户承担朝廷摊派下来的盐课。为了方便管理,又在灶户之上指明场商总领。场商从灶户手中收买食盐囤积起来,等到盐官召唤,就将食盐运到扬州集中,以事前协商的价格转交给贩卖商人。


     
    
     


    从明朝开始 盐商就逐步成为了首富群体


    
    


    明初食盐可以自由贩卖。后来为了解决边军粮荒问题,明朝效仿宋朝茶引制度,劝商人从内地运粮给边防军。然后发给引票让商人购买食盐转卖牟利。


    万历四十二年开始,朝廷在两淮地区推行纲法。将每年出产的官盐分成固定批次,交给预先缴纳盐税的有实力商人。并将商人姓名登记造册,让他们成为拥有食盐专卖权的御用商人。这种专卖权的证明就是盐业历史上的重要概念“根窝”。


     
    
     


    明清时淮南以煮盐为主淮北则是晒盐为主


    
    


    “根窝”所依靠的是食盐官营的国策,其背后价值非比寻常,市场价值也是水涨船高。到了清朝中期,每一引盐的根窝价值上涨到2.5两白银。为了保证盐价平稳,清政府不得不规定每引食盐的根窝价格上限为白银1两。


    手握根窝的贩运商们,自然安枕无忧,闷声大发财。尽管官营盐场卖给他们的价格并不真正便宜,但在灶户的低廉劳动成本之外,又附加上了国家税费、给官员私人的回扣以及盐商自治团体的基金等。


     
    
     


    制盐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到乾隆统治晚期,每引盐卖给贩运商的批发价格在12两银子上下。这些食盐运到主要销售市场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保守估计可以获得每引3两的利润。


    25%的利润率看起来并不惊人,但请不要忘记这是国家统购统销的,所以根本不愁销路的市场。


    清朝中期的人口大爆炸,几乎消化了两淮地区所有食盐产量。即使有的地方食盐供应饱和了,官府也会将本年度的销售指标摊派到未来几年。这是因为政府要保证每年捆绑在销售指标上的盐课收入的稳定。


     
    
     


    清朝的扬州风景图


    
    


    皇帝钦点的市场,在清朝中期的五十年时间里销售了700万引食盐。这些食盐的生产利润和贩运利润,绝大部分都进入扬州的盐场场商和食盐贩运商囊中。清朝官员李澄就说过:淮商资本充实者以千万计,次者以数百万计。


    曾参与道光盐业改革的魏源也说:淮盐场商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估计超过五成。


     
    
     


    清朝时期的扬州地图


    
    


    扬州盐商们在暴富后的穷奢极侈模样,多半记载于当时一本扬州书册《扬州画舫录》中。时人给这些因国营事业暴富的商人一个带有贬义的绰号“盐凯子”,用来嘲讽有钱不知何处花的暴发户嘴脸。


    为了维持比各地商人不知高到哪里的去的商业帝国,扬州商人穷尽心力要保住自己被国家钦点的专营商人地位。


    他们主要在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一个是为清朝中期以后的重要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支持,确立了乾隆皇帝的十全老人的地位。我们常开玩笑说,乾隆大帝哪一个蛮族没有打过?但离开扬州商人的巨额报效,这些征伐很难实现。


    另一个是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僚系统,并利用积累的财富购买官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商人关系网络。


    还有一个就是积极赞助本地知名文化人和各项文艺事业,为盐商博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比如清代文艺界的代表人物扬州八怪,许多人就受到盐商的资助。还有就是积极协助朝廷在地方的事务。这些都有助于盐商们在食盐专卖权的竞争中领跑他人。


     
    
     


    《扬州画舫录》中将盐商称为“盐凯子”


    
    


    但乾隆后期到道光时期,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和各种费用增加,“根窝”制度造成盐价高昂,高昂的生活成本引发了一连串社会问题。


    道光十一年,经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奏请,清朝废除实行了三百多年的引盐制度,改为票盐制度。实际就是废除官盐由造册商人专卖的办法,而改为任何人都可以运盐贩卖,凭票纳税。


     
    
     


    一碗看似低调的扬州炒饭 就是那些年扬州盐商的生活品质体现


    
    


    此项政策一经铺开,扬州盐商的商业霸主地位立即受到了极大的动摇。但我们还是要看到,票盐制度的推行,符合清朝中后期经济规模扩大的总趋势。从这一点来说,扬州盐商们稳固自身经济地位的个人努力,不可能抵御大清历史发展的进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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