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官礼》“意可互求”的认识，还被章学诚运用于探讨史书的体例。他多次提出如下类似的看法：“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68）“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69）“尝议书志一体实《官礼》之遗，非三礼之谓也”。（70）即纪传体虽源于《春秋》，但其中的书志则是源自《官礼》。这个认识大约受到刘知畿书志出于三礼说的影响，章学诚对其作了修改，指出“刘氏《史通》知书志为三礼之遗，不知《史记》之《天官》、《平准》名篇，乃是官名。”《史记》的《天官》、《平准》等书，犹以官职名篇，但其余的书志没有体现《官礼》之意，到班固撰写《汉书》，则将《天官》改为《天文》，改《平准》为《食货》，“全失《官礼》之意矣。”（71）章学诚认为这给后世的史书记录制度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自司马八书，孟坚十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后史因之，而详略弃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如《新唐书》书志类名目竟达十三个，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史》、《金史》、《元史》三史繁猥愈甚，“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这必然导致史文繁芜，体例旁杂，史事反而隐晦不显。章氏认为都是“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其失则散。”（72）而且典章的记载昧渊源而详名数，典雅不如班、马之可诵，实用不如掌故之详明，正所谓驴非驴，马非马。
章学诚认为“书志之体宜画一”，如太宰、太史、宗伯都掌管邦国的六典；但各有职事之轻重详略，因此，他建议“史家书志，自当以一代人官为纲领矣；而官守所隶，巨细无遗，势难尽著，则择其要者。若天文、地理、礼乐、兵刑，略如八书、十志例，而特申官守所系以表渊源；而文则举其梗概，务使典雅可诵，而于名物器数，无须屑屑求详，听其自具于专门掌故之书，始可为得《官礼》之意，而明于古人之大体者也。”（73）史家书志以当代职官为纲领（纲纪），以官守所系追源溯流，至于名物器数，则不必过于详细完备，这是他就正史书志积弊所提出的革新方案，“叙事溯典，当取一代人官为纲领，而重轻详略，则作者自为权衡，此义明。则诸史书志不致参差矣。”（74）
纪传体书志，应以一代人官为纲领，侧重追源溯流，那么名物器数等掌故自然不能过于详细，如欲详备，自当另立门户，如杜佑的《通典》，王溥的《唐会要》，即“史志存其纲领，而掌故别具其详，后史自宜师法其意，庶不至于繁简失当矣。”（75）“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76）《春秋》、《官礼》，意可互求，典制体与纪传体两类史书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但体例不可混合，自唐代刘秩的《政典》及杜佑《通典》诞生，就表明“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他们二人已认识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于赅备，故创立专门的典制体作为弥补。五代两宋，会要体出现并有大的发展，与刘、杜之书，同源异流，大要皆综核典章，别于史志，义例昭然。“纪纲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77）
注释：
①《章氏遗书》卷十三《论修史籍考要略》，载于《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章氏遗书》卷十三《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附录。
③徐树兰：《文史通义跋六》，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④《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立三书议》。
⑤《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⑥《文史通义》内篇七《立言有本》，《章氏遗书》卷七。
⑦《章氏遗书》卷十三《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⑧华绂：《文史通义跋一》，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⑨谭廷献：《文林郎国子监典籍会稽实斋章公传》，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⑩学术界对章学诚“官礼”一词的理解似乎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如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中将其标为“官《礼》”；胡适《章实斋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与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及刘巍的论文《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韵》（《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中则直接为“官礼”；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标为“官、礼”，并解释为“古代典籍”；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为“官‘礼’”，是著者还是译者的意思，不得而知；就笔者目前所见的范围，将“官礼”标为《官礼》，大概只有何晓涛的《〈周官〉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载《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文，他在具体论述中，直接将《官礼》等同于《周官》，但是没有对二者的关系展开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