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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元清统治者没像北魏那样推行全盘汉化政策?


     
    
     


    历史上的北魏王朝,虽然是鲜卑人所建立的外族政权,却在孝文帝改革后采取了全盘汉化措施。虽然北方六镇的军事贵族,依然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原有习俗,却无法阻止洛阳贵胄们的心向汉化。孝文帝也成功的用汉化贵族,削弱了地方军事贵族的权势。


    那么,同样是异族政权的元清,为何没有采取类似措施呢?


     
    
     


    在任何实干家眼里 孝文帝改革都是教训而不是成功经验


    
    


    后来的朝代都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有时候就是矫枉过正,也有其设立之初的缘由。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实际上摧毁了北魏帝国的根基,自然会被后来者引以为鉴。


    孝文帝改革在儒家士大夫的世界观里,是非常政治正确的选择。“天命所授”的有为之君,顺应天时来统治大地。一定会尊重儒家传统,进行了大量儒家式的改革。但如果以大部分鲜卑人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孝文帝的迁都与改革 其实是鲜卑人的灾难开始


    
    


    因为孝文帝的改革本身并不在乎什么汉化与否,只是希望将贵胄和尽可能多的精英都汇集到皇帝个人麾下。那种旧式的贵族式共治局面,是必须被磨平消除的“落后传统”。因而要将首都从毗邻六镇主力的平城,一直搬到南方的洛阳,并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汉语教育。可以说在根本上就是,君主借助儒家之手,完成个人权利的独裁进程。


    如果当时的儒家,依然是先秦时期的周礼分封提倡者。那么孝文帝根本不会尊崇儒家,找个类似法家的学说来为自己代言即可。要是发现事情不可调和,完全可能对儒生直接开刀。但儒家本身在汉武帝时期,已经由董仲舒一派改造为君权的最有力鼓吹者,在政治投机方面占得先机。


     
    
     


    孝文帝改革的成果就是毁灭帝国的六镇兵变


    
    


    孝文帝改革的反作用也是立竿见影。孝文帝死后不久,鲜卑就因为洛阳与北方贵族间的矛盾,爆发了六镇兵变。接着才有尔朱荣这样的权臣出现,大量杀死南方的汉化鲜卑贵族。六镇被镇压和北魏皇族的被集中清洗,也预示着北魏帝国分崩离析的开始。


    这种因素在后来的蒙古人身上也曾经出现过,但程度远远不及过去的鲜卑王朝。因为蒙古人在彻底征服东亚的儒家世界之前,已经大量接触了中亚和西域的文明成果。他们的贵族已经分别笃信了佛教、摩尼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等文化。在政治习惯更加多元实用的他们,因为汉化契丹人的劝诫,才对儒生高看一眼。但儒生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优势。


     
    
     


    蒙古人在一统东亚之前 已经见识了更多其他文明成果


    
    


    所以蒙古人一直在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划出了直属区域和藩属领地。治下的民族无论出生、文化和语言习惯,都可以被纳入这个体系。类似的情况就像是泉州的色目海商集团、西南的苗人土司与被保留下来的大理王室。当然,还有蒙古人自己分封到各地的贵族与军户后裔。这些复杂的封建成分,都让儒生无法牢牢控制蒙元帝国的思维中枢。


    当然,蒙古人后来也接纳了汉人丞相的儒家式治国理念。他们在汉官的建议下发行更多纸币,开挖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但这些都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权宜之计。儒生离开元朝境内,而跑去金帐、伊尔或察合台等汗国,根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和地位。


     
    
     


    出了东亚的吏制地区 儒生的那套学说就很难获得优势


    
    


    至于最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情况又与蒙古人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八旗制度的规模和控制力上,强过了大部分时候蒙古大汗对治下部落的掌控。另一方面,就是更加偏僻的地域出生,让满洲人只有通过大量学习和引入儒家文明的习惯法,才能去理解更高层次的文明和组织形式。


    所以清军在入关前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汉官,在数量与重要性方面,已经可以比肩旧的满洲贵族。入关后的清朝皇帝,也都需要接受儒家师傅的帝王教育,将自己包装成儒家文明的保护人。


     
    
     


    不同的发家轨迹让满清在一开始就比蒙古人更亲近儒家


    
    


    但为了防止鲜卑悲剧的出现,清朝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入关八旗的身份属性做了制度上的固化。这样,尽管很多人后来都可能都不太会说满语,但依然在行政管理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外人想要加入这个群体,大都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或熟读圣贤书来完成。即便是有特殊功绩而被皇帝赏赐抬籍,也无法撼动八旗内部的多元成分。因为他们可能在加入旗人行列后,发现自己不仅是在面对满洲的旧贵族。还有很多早期投靠的汉军大老粗、蒙古部落的王爷,以及在雅克萨战役后自愿留在东方的哥萨克俘虏。


    一直到乾隆皇帝的时代,他都注意到八旗制度已经不足以保持满人的武力优势,很快会有形同虚设的危险。于是,他下令将大量成色不足的八旗人口,又请了旗人的队伍。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还是屁用都没有一个。但从中你就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于融合问题是非常谨慎的。


     
    
     


    作为一个所有人都有机会加入的集团 儒生在八旗内部无法获得优势


    
    


    最后,在东亚的各帝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很少被人提及的统治模式。这就是辽国实行的五京制度。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契丹人,在对控制区域的各地方而言,更像是一种共主身份。与契丹人有密切联盟关系的还包括了奚人和渤海人。西部的蒙古人和南方汉人,也在自己的内部享有自治。至于在帝国内的权力大小,则根据入伙时间的长短而定。


     
    
     


    辽国的五金制 很好的平衡了各地本土势力


    
    


    辽国的这种制度,在其被女真人最终灭亡前,一直都有着良好的运作。哪怕是在其基本覆灭后,还有幽州等地的汉人贵族不服北宋统治,选择归附金国。草原上的大量蒙古和突厥部落,也愿意继续跟随耶律大石作战。只是因为辽国不是引人瞩目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其政治成就也鲜有人问津。


     
    
     


    辽国的平衡制度 给了他们超乎宋人想象的生命力


    
    


    所以,孝文帝的强行全盘汉化,实际上是给后来人一个非常醒目的警示。后来的契丹人、蒙古人和满人,无论出生如何,发家轨迹如何,都针对孝文帝的自毁策略做了修正。从这点而言,很多人对于孝文帝的吹捧,完全是脱离了历史实际。只有虚无缥缈的赞扬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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