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古以来出作风问题的总是文艺青年 | 侯虹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36 搜历史 newdu 参加讨论
一直以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成了民间对中国古代贞操观的主要理解。这固然是一种针对女性的片面贞操观，让女性被禁锢压制上千年，但这种观念对男性，其实也提出了越来越严苛的要求，随着宋代理学兴起，舆论与道德固然会棒杀“失贞女子”，但对男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负心书生”成了文学中的样板形象。 对女性贞节要求越严苛的朝代里，男性就越不可能离婚，抛弃结发妻子的成本就越高。当把女人视为囚徒的时代里，男人也都成了守狱的狱卒，无法自由。  古代表彰女性的贞节牌坊
一 贞节这玩艺儿早在秦朝就有人提出来了，汉代的班昭又把对女人的要求系统化和制度化了。但当时都不算重视。就以汉代为例，女人离婚、再婚是很寻常的。这种改嫁风气从皇室开始，馆陶公主就和侍者董偃公开同居多年，汉武帝还接见“主人翁”董偃；鄂邑长公主寡居后与丁外人私通，大臣们还上书要求封丁外人爵号；平阳公主三嫁还公开挑老公，湖阳公主中年独身看中了宋弘，要求皇弟给自己做媒…… 而且，男性对女性的贞操问题并不太关心。汉景帝的皇后就是生女离婚后再嫁进宫的，汉初名臣陈平的妻子是第五次结婚，蔡文姬前后嫁过三次，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再看看，曹操、曹丕、刘备、孙权，他们的不少姬妾都曾是寡妇。 这个年代，哪有什么“一女不侍二夫”，相反，不还有“好女十八嫁”的说法吗？所以，休夫或者休妻，都比较常见，大家都没啥心理负担，有本事，就可以自己找下家。 举个例子来说，《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一介小吏，他妈不喜欢儿媳刘兰芝，便一个劲地怂恿儿子离婚，还告诉儿子可以再找其他好媳妇；而刘兰芝的父兄也很不高兴，说刘兰芝还有县令之子、太守之子派媒人前来求婚呢，咱离就离，谁怕谁！ 从春秋战国至汉魏晋，风气大多比较宽松和粗疏。从《诗经》那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毒”的文学里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有“遇子之不淑”，有“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但也是“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就连卓文君，写的也是“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说到底，还是一个感情是否纯粹的问题，“抛妻弃子”这一说并没有什么市场。焦仲卿就算听他妈说的，休了妻，也不是什么千夫所指的事。 二 不过，从晚唐开始，对女性的禁锢越来越严密了，越来越苛刻了。比如，唐初期，多位公主一嫁、再嫁、三嫁（比如太平公主）；但是晚唐以后，再无一位公主改嫁。而在元朝人脱脱修《辽史》时所作的《公主表》，凡是离婚改嫁的既不列入“下嫁”栏，又不列入“事”栏，而并入“罪”栏。态度就可见一斑了。而到了明清，就算贵为公主，地位却很低下，连奴才都能欺负，皇帝爸妈就算心疼也得喝令女儿遵守规矩。难怪明清公主都死得早。 
公主凡是离婚改嫁的并入“罪”栏，可见对女性的禁锢 天皇贵胄尚且如此，再大的权势都无法弥补生而为“女”这一致命“缺陷”，普通女人，就更不必说了。 一部二十四史，《宋史》里面的“节烈传”记载不过55人，《元史》才几十年就达187人，《明史》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人了。而另一部《古今图书集成》里，烈女节妇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则是3.6万人。 “一女不事二夫”的节烈观也被越来越强化。 守贞有多难，拿一座牌坊有多难，这里就不细说了。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女人绝对不能改嫁，男人非要休妻怎么办？ 不可以。 没错，《礼记》里就有“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和“三不出”（有所出而无所归、先贫贱后富贵、与更三年丧）。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执行标准。早期休妻还不难，曾子嫌老婆在家的坐姿不好看就要休了她；但在明清以后，执行起来就难多了。理由很简单：女性不允许工作、嫁人是唯一出路；还不能改嫁的话，你休了她，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对贞洁要求越来越严格的这个过程，正巧与科举制的确立处于同一历史阶段。 看似没关系，其实造就了不少女性悲剧。科举造就了成百上千个一步登天、一夜成名的书生，祈望抛妻弃子，好跟权贵联姻。而妻子，既不能自己谋生，又不可能改嫁，必须一哭二闹三上吊地挽留住丈夫，纳妾也行，冷落也行，打骂也行，就是不能休妻。而那些新发迹的状元进士们为了能顺利地与名门贵族结合，必须隐瞒已有妻子的事实。 陈世美为什么不能像汉朝那样，找个理由就跟秦香莲离婚，然后跟郡主结婚？因为时代变了，秦香莲已为陈家守过孝，法律不允许陈世美抛弃秦香莲。秦香莲一出现，陈世美眼睁睁地看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 所以他才杀人灭口。 
因为法律不允许抛妻，陈世美选择杀人，才有了铡美案这一出戏 三 如果稍了解一点中国的通俗文学，就会发现，描述书生负心婚变的故事格外地多，远远超过了其他人群负心婚变故事的总和。难道是因为书生特别风流和花心吗？ 其实，这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少，书生不仅要读书做学问，同时也都被要求是道德楷模。一个粗鲁的武夫再渣，但大众对他们没有道德期待，也就不会失望。而书生抛妻弃子，这人设就崩了，围观群众自然不答应。 二是，古代的晋升通道很狭窄，科举制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士晋升制度。再没有哪个阶层像读书人一样能够快速地改换门庭了。贫穷时早娶了糟糠，高中了就被官员女儿或皇帝女儿看中了。有变化，才有故事。 比如说，唐代时的小说里，崔莺莺与张生私订终生，张生中了状元，便把莺莺抛之脑后，莺莺也不敢生气，另外嫁人。 由宋开始，书生负心作为一个的故事的母题越来越多了。谴责也越来越严厉了。比如在戏曲史上颇有影响的《王魁负桂英》等。书生王魁在落第时，得到妓女敫桂英的资助，结为夫妻，得以再度上京赶考。王魁状元及第后，被相国看中，他于是另娶相国之女。桂英派人去找王魁，王魁抵死不认，桂英伤心之下，悬梁自尽。死后，鬼魂活捉王魁，向负心郎报了仇。 
《王魁负桂英》 同期的《张协状元》《赵贞女蔡二郎》，也是这种糟糠妻吃苦头，状元郎却另娶别人，最后被天打雷劈被鬼缠的戏曲。 其实，我觉得像王魁之类的，本也非大奸大恶，“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且欲易其妇”，何况是从穷光蛋到状元？就算今天，富贵易妻，也是家常便饭。 但是王魁为什么这么绝情？陈世美为什么要动杀心？非死不可？ 因为当时，对于男人这个角色来说，婚姻是没有退出机制了。一旦结婚，这个妻子，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死人。男人娶三妻四妾不要紧，一旦把原配抛弃了，就等于把人逼死了，当然不允许男人变心了。这一变，社会的秩序、伦常就给破坏了。 所以，元稹尽管可以在故事里“始乱之终弃之”，不必担心崔莺莺嫁不出去，受伤的是感情，还能痊愈；但王魁、蔡伯喈、陈世美们则不行，女人一旦被休或不认，伤的是命，他们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顺便说一句，汉代不是很多人包括贵族都喜欢娶寡妇或别人家的老婆吗？到了明朝，行不通了。明朝山西有个正五品的官员刘翀，娶了一个再婚的年轻老婆朱氏，遭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明英宗直接干预了，下令将刘翀逮捕来京，下狱审讯。最后罪名是娶失节妇，把刘翀削官为民。 这说明啥？女人绝无再嫁的可能。除了守节，别无他法。在死亡之前，男人永远不可能摆脱一个嫁给你的女人。 听起来，觉得两个都很惨。 所以说，当把女人视为囚徒的时代里，男人也都成了守狱的狱卒，无法自由。 鲁迅先生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极苦，所以要表彰他。”不要戴高帽了，还是大家都当个正常人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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