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乡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2）03-0105-03
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史？这是10年前召开相关会议时大家讨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10年后的今天仍然提出并讨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说明社会文化史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中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说明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深入探讨的需求。因为社会文化史是新兴学科，又是交叉学科，所以大家都在摸索中，都在慢慢地积累经验。刘志琴先生给社会文化史所划定的范围是大众生活、生活方式、社会时尚三个部分。这个研究范围，显然与过去研究的文化史不一样。过去研究的文化史比较关注知识精英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而社会文化史关注的是社会民众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它关注的是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和社会时尚。过去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社会文化史关注的对象，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休闲、宗教信仰、节日节庆等等，生活方式和社会时尚的变化都体现在里边。可见，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非常丰富的，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用刘志琴先生的话说就是“青史有待垦天荒”。
我个人倾向于这样的认识：凡是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者，都可称为社会文化史。概括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学提炼和抽象；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和探究。
社会文化研究的对象明确下来后，应该怎么进行研究呢？当然有很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这些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给描绘出来，呈现出来。如民众的服装，从清代长袍马褂到民国时期中山装、旗袍的流行，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军服、礼服、制服的形成，可以看出服饰的变化。吃、住、交通等等，也是如此。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处于这种社会生活描述的层面上，呈现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恐怕还不能称为社会文化史，恐怕还不是理想中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因为这最多给大家增加一些常识性的社会生活知识，仅仅属于表层的社会现象描述，充其量也是浅层的表象研究。
我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就是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
以服装变迁为例，服装最原始的含义是保暖，再后来赋予社会文明的含义，体现出社会的等级，我们称之为“衣冠文明”。服装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文化符号所赋予的内涵是非常大的，它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礼制，是一种尊贵卑贱的等级制度，与儒家文化强调的等级秩序观念有关。近代以来，服装从长袍马褂到礼服西服时装的变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传统等级制度的隐退及自由平等观念的呈现，其次体现出服装逐步趋于便捷化、多元化、休闲化。当然，并不是说人们不再赋予服装以政治性的内涵，只是其内涵有所变化。以中山装为例，孙中山在设计这套服装时是否赋予其政治含义姑且不论，但当其流行之时，国民党人赋予它一些所谓的政治符号，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服装条例》规定中山装为一种正常礼服，教师和公务员参加正式社会活动时要穿。可见，服装本身包含有政治或文化的含义在内，服装本身的变化体现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果不从文化或政治的角度审视服装的变化，不揭示服装变化背后隐含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是难以深刻领悟社会生活变化的深层问题的。而对这种生活现象背后文化内涵的揭示，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所要追寻和重点关注的，也是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区别所在。
社会文化史的价值，就是通过对下层民众衣食住行等社会表象的分析，揭示出一般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我认为，从具体社会生活面相上所呈现出来的观念变化，或许更具有说服力。在此，不妨以“头发”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观念的变化，来说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和长处。传统中国男人的头发都挽成发髻的，没有剃头之说，因为“身之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损伤的，这是孝道的表现。但清兵入关后，要求剃掉前面部分，后边要扎成辫子。中原汉族文化跟满族习俗差异很大，在汉人看来，挽起发髻才是文明的表征，而剃头则是野蛮的表现，头发也是中原文明优于满族的标志。剃头不仅意味着汉人对满族的屈服，而且暗示着文明对野蛮的屈服。所以，上至士大夫下至老百姓，对清朝的剃发之举都加以抵制，以致出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很多人因不愿剃发而被砍了头。清末西洋文明进来之后，男人留辫子被认为是一种野蛮、不文明的表现，因此留学在外的学生们觉得留辫子是一种耻辱，于是纷纷剪发。同时，由于清初汉人围绕着剃发问题而做过流血牺牲，剪掉发辫便隐含着反清之意。故在清末之时，留发被认为是忠于清政府的表现，而剪发代表着反清、叛逆，故革命志士纷纷剪发。民初一律要剪发，一是要与西方文明接轨，趋于文明，二是不再效忠于清政府。因此，在剪发成为大趋势下，拒绝剪发而留辫子，便被视为效忠遗清之举，留辫者多是忠于前清的遗老遗少，被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民初以后，头发花样就多了，其包含的政治内涵仍然存在，它仍然作为政治符号的表征而演变着。五四运动和随后掀起的国民革命中，女青年剪掉辫子改成短发，成为倾向革命、与旧观念决裂的象征，成为追求进步的时髦之举。也正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江浙、两湖地区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对留短发的女青年格外关注，将其视为“赤化”的青年而捕去，有些女青年就因为追时髦剪短发而被抓，有些甚至被杀掉。
可见，头发在近代革命风潮中曾被赋予丰富的政治内涵。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社会文化研究第一个层面是要把社会生活的表象呈现出来，第二个层面是要揭示这些社会生活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既要关注社会生活，更要揭示生活背后隐含的文化观念。
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具体面相研究可以用具体的方法进行研究，并有一定的适用性，也可以揭示其较为丰富的内涵，但从总体上说，社会文化史研究要形成一套区别于社会史和文化史，并有相当有效性的方法，还是很困难的。况且，在研究中会发现，越往深处研究，就越觉得会导致碎片化问题，会出现这样的困惑：到底近代以来整体上的社会生活变化是什么？到底民众的社会观念是怎样的变化？你或许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中。这或许就是我的困惑所在。
尽管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尝试了20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从提倡到现在20年间，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探索，也涌现出一些有影响力成果，如梁景和关于陋俗的研究，李长莉关于上海伦理观念变化的研究等。但是总觉得还不完全是按社会文化史的路子、理论、方法来研究。缺乏众人认可的体现社会文化史独特理论与方法的典范之作，缺乏中国自己的文本解释体系。什么是典范之作？就是这个题目从选题到运用资料，到采用的方法，再到得出的结论，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如何尽快产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典范之作？首先需要在理论方法上进行创新，大胆地运用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进行尝试，做出几篇成熟的论文，推出能够体现出中国社会文化史方法的系统著作。
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既非常广阔、需要有人艰辛耕耘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富于挑战、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研究领域。入其门不易，而一旦入门，要想从中取得丰硕成果“潇洒”地走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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