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学诚著述的理论勇气
章学诚是人们熟知的杰出史学评论家，但同时他又是清乾嘉时期历史哲学领域出色的探索者。《文史通义·原道》篇堪称章氏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显示出两项鲜明特色：一是，在当时士林人物醉心于训诂考据，视文献整理注释为学问之全部的学术气氛下，章学诚却要苦苦探求人类社会的起源，治国方法、政治制度如何演变，“道”的本质是什么等重要问题，其理论探索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确为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二是，章学诚的哲学探索，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他不作纯理论的探讨、经院式的玄思默想，而是与社会实践，尤其与学术风气的健康偏枯、治学宗旨的明确与否直接相联系，因而其探索和主张有鲜明的批判性、创新性和超前性。正因为如此，章氏具有闪光的思想在当时的遭遇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当时主流学术界几乎无人理解《文史通义》一书的价值，甚至有的学者竟对之发出“不知此人做何等学问”的嗔怪。《原道》篇即招致了许多非难。邵晋涵与章氏交往多年，他也坦言连章学诚朋友圈中的人士都对《原道》篇的内容不满，认为“陈腐取憎”，云：“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邵晋涵的看法较之其他友人明显要通达一些，对章氏表示理解，但实际上也未能讲出章氏阐释“道”的深刻意义何在，而只停留在认为其语出自然、不作矫饰，多有精意而已，故云：“余谛审之，谓朱少白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1]（《内篇二·原道下·邵氏晋涵曰》）章学诚从事《文史通义》的撰著，是有意识地以逆时趋而持风气为己任，承受着巨大压力，曾写信给钱大昕，很深沉、很痛切地披露个人心迹：“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2]（卷29，《上钱辛楣宫詹书》）还有一件更能说明问题的事实：章学诚身后，其次子华绂在河南编辑刊刻的《文史通义》版本（称“大梁本”，刊刻于道光十二年）中，竟对《原道》篇中的一些关键语句作了删改。证明章学诚在篇中的议论在当时惊世骇俗，至其逝世之后二三十年，华绂仍感到很有压力，由此更可明白章学诚著书时具有何等的理论勇气！
二、“道”的探索：历史哲学三个重要命题
《原道》上、中、下三篇作于章氏五十二岁时（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代表其晚年学术思想成熟之作。要评价章氏历史哲学探索的价值，必须置于清乾嘉时期的学术风尚来考虑，还要放在中国思想史演变趋势中来认识，否则就会重蹈前人以为“题目太熟”、“不脱宋儒语录窠臼”的认识误区，而无法得出恰当评价。章学诚提出了三个互相有着紧密联系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命题。
第一个命题：论“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演进趋势。这是明确阐述“道”的客观性和历史渐进性。
“道”是儒家哲学探索的最高范畴，包括世界的本原，人类社会演进和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社会生活的法则性、规律性。章学诚独标界说，他鲜明地提出：“道”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客观趋势推动下逐步形成的，它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原道上》开篇即说：
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1]（《内篇二·原道上》）。
这是清代学术百余年来第一次以简洁明白的语言论述社会生活的复杂组织、国家治理的制度方针是如何起源、如何发展的。章学诚清楚地作出回答：当混沌之初，刚刚有了人类时，天地阴阳变化、四时运行的“道”就存在了；然后，在人类群居（即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就需要有规定社会生活和分工的最初法则，这就是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法则性的“道”的最初形态；再其后，群居的人类数量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复杂，不同的部落、部族，不同的阶层、等级出现了，“道”也就越复杂、显著。最后归结说，仁、义、忠、孝这些观念，刑、政、礼、乐各种制度，都是长期由于客观形势的推动而在后来逐步实现的。
章学诚提出的观点，讲得很朴实，丝毫没有自我炫耀，但他却讲出一个重要真理：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道”，并不是圣人头脑里创造出来，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步步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在章学诚著述的时代，训诂考证之学是士林共同奔竞的目标，认为舍此即无学问可言；至于探讨人类社会演进的法则性这类问题，是当时学者完全不予注意的。但这不仅在学理层面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哲学，而且在现实层面上对于端正学风和发挥学术经世作用意义深远。“道出自然”，“渐形渐著”的命题实在事关重要，对于这一真理性认识必须充分阐释，对于懵懂者要认真地做启蒙的工作，因此章学诚又进一步作深入的论述：群居的人类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需要问题，居住安全问题，就逐步产生分工、管理制度，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反映在观念上，“均平秩序之义”也逐步产生、发展；又由于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逐步产生出从管理小部落的首领，到产生管理国家的杰出人物。名目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复杂，君臣制度，各种行政部门，行政区划，封建诸侯，设立学校，都随之形成、发展起来。章氏强调，不论是最初阶段的“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或是其后“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举长者持其平”，“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或者国家形成之后，“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等等制度或观念的确立：都是按照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演进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都显示出“不得不然之势”。因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以而出之，故曰‘天’也。”因此，那种认为“道”是由圣人天生的聪明创造出来的观点，是违反客观历史进程的，应予否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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