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地理以为考辨古书成书年代服务，是顾颉刚古史考辨的重要研究思路。早在中山大学执教时期，顾颉刚已开设“古代地理研究”课程。从其《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看，该课程一方面探讨《禹贡》、《职方》、《王会》、《山海经》、《淮南地形讯》（以上为“甲种”）中“分野”、“分州”、“四至”、“五岳”、“四裔”、“五服”等地理观念，另一方面从甲骨文、金文、史籍等“当时”的地理材料去分析当时的疆域状况，而该课的最终目的则是“把这些材料和甲种相比较而推求甲种诸篇的著作时代”[13]（P160－161）。对这一点，学界或存在误解，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称：“1926年后，顾氏的学术活动，看来是忽东忽西，或民俗，或民族，或边疆史地，其实皆以前述之十七条或六大项为张本。”[16]（P184）这里的“十七条”即《〈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到的十七项“辨证伪古史”研究计划，其一就是“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如昆仑、弱水及《山海经》所记”[6]（P75）。许冠三认为“1934年后积极推动的沿革地理研究，其初衷本为界定‘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16]（P183－184），此说未必全是。禹贡学会及其刊物的取名，均源于《尚书·禹贡》，故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更应该直接发端于十七项研究计划中的“《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和著作背景”。据曾师从顾颉刚的王钟翰回忆：“他（顾颉刚）研究《尚书·禹贡》，发现其中问题太多，这些问题几乎涉及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由此开始了历史地理研究。”[17]（P53）
到燕大任职之后，顾颉刚仍旧坚持以沿革地理服务于古书成书年代考辨的研究理路，但此时沿革地理在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并未处于前列。从1933年3月19日日记所列十二项“我应做的工作”来看，其工作中心仍在古史辨伪和民俗学，其中与古史辨伪有关的工作有五项，与民俗学有关的工作虽只有两项，但却排在第二、三位。相比较而言，位于第十六位的地理沿革史显然并非顾颉刚的工作重点。1933年5月31日，顾颉刚总结了到燕大四年来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到，只是到了第四年才“编《禹贡讲义三册》”，其研究的主要精力无疑仍在古史辨伪上。同时，顾颉刚将三年内应出版的书分为“古史及故事”、“尚书学”、“汉代史”三大类[8]（第三卷，P52－53），显然，在顾颉刚的学术规划中并没有沿革地理的明确位置，只是在“汉代史”大类下有“汉郡县图说”，其性质或接近沿革地理。
需要说明的是，有论者认为顾颉刚“从1931年起涉足古代地理的研究领域，到1934年即达到古代地理研究的高峰”[18]（P73）。如果我们注意到“顾氏之注意历史地理问题，本因禹的考辨而起，由大禹的传说而《禹贡》，而及于战国秦汉间的地理沿革”[16]（P195），则顾颉刚涉足古代地理研究的时限则相应提前赴中山大学任教之前。可以说，经由沿革地理而考辨古史，是贯穿于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一条研究思路。如此，则与其说“以一部分时间推广学用结合的历史地理学，以致延误了他的古史研究专业”[16]（P173），倒不如说历史地理“延续”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专业，所以称“禹贡学派”“是《古史辨》派的姊妹学派”[19]（P342）是有道理的。
有论者指出：“从表面上看，古史辨运动似乎是一个破坏性的运动，研究历史地理则具有较多的建设意义，但实质上，辨伪的另一面其实就是考信，甚至可以说辨伪只是手段，考信才是目的，研究古代地理乃其考信之一环。”[20]（P148）实际上，“辨伪”与“考信”好似一个硬币的无法分割的两面，“辨伪”即“革故”、“去伪”，“考信”即“鼎新”、“存真”。就性质而言，研究古代地理实为古史研究之一环，在这一环中同样存在“辨伪”与“考信”的问题。正如顾颉刚所言“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6]（P66）沿革地理就是这样一种工具。
（二）“以文字参加抗日”--学术价值的新取向
顾颉刚秉承乾嘉朴学传统，以沿革地理为手段研究古代地理研究，其突出表征有二：其一，在燕大、北大专门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其二，创建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尤其是后者，多为历史地理学家所称道，并视之为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如上文所述，顾颉刚以《禹贡》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古代地理研究，上承古史辨运动之余绪。也正是“因为他最早就是从讨论古史起家的，所以顾颉刚在有意无意间其实是将初期的《禹贡》当成古史辨运动之延续”[20]（P165－166），翻检创刊初期的《禹贡》半月刊，确实发现关于古代地理考辨的文章占主流。但从总体看来，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及《禹贡》半月刊所载文章，并非局限于古史地理，而是存在一个由古史地理向当代边疆地理及民族的明显转向，《禹贡》半月刊的“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等均为这一转向的产物。对当代边疆地理及民族问题的研究，显然溢出了古史辨运动的范畴。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向，与顾颉刚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学术价值新取向有着直接关联。
起初，顾颉刚抱有“学术至上”的观念。他主张：“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6]（P42）显然，顾颉刚业已意识到“人生的约束”对求真知的影响。这种“约束”既包括个人的身体、人脉、金钱、权势，也包括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国际局势。余英时通过对《顾颉刚日记》的解读，发现顾颉刚并非固守“象牙塔”里的学者，正如余英时所说：“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21]（P1－2）这也就是说，顾颉刚正是在燕大任职时期开始由单纯学者向三重角色转换的。1931年12月27日，顾颉刚曾在一封信中如此表白自己的心迹道：“在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恐将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8]（第二卷，P593－594）这封信虽然体现出顾颉刚固守“象牙塔”的执着与自信，以及继续以纯学术的工作推进新国学建设的冀望，但也透露出他已意识到《古史辨》：“求实”以“改变旧思想”这一长远目标与当下整个民族抗日救亡这一迫在眉睫的目标之间的错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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