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民族危亡命悬一线的时局、国民党严密控制意识形态的高压政治环境及艰苦的科研条件并没有阻断中国史学的发展步伐，困难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促生了昆明报刊史学的一度繁荣，学界对此问题已有所关注①。尽管此时昆明报刊史学最明显的旨趣在于通过普及历史知识来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强爱国热情去服务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但也有学者对历史学的理论问题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凸显了心系学术发展的博大胸怀。
一、史学理论：基本概念界定及史学功能阐发
严格意义来讲，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不同但又关联紧密的概念。由于思维习惯的影响，关于历史与史学的认识至今在某些学者的研究中仍存有混淆。而抗战时期已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凸显了他们追求真知的史学意识。从史学理论层面而言，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历史与历史学概念厘定。
对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及深入了解是一个学科获得重大进展的前提条件。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姚从吾对历史、历史学的概念予以了初步界定：
所谓历史，就性质说，含有以下几个意思。甲、事实。简单说，指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乙、历史书。就是“事实的记载”。指一件事情发生经过的述说或叙述。丙、历史学。（一）研究一种事实（人类的事变）发生的原因与发生的各种关系的学问。（二）研究怎样使“事实的记载”与客观的事实，彼此符合。第一是历史史观或历史的解释，第二是历史的方法论。[1]
姚从吾大致把历史的概念详列为历史事实、历史书籍以及历史学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乃研究历史之学问。今天看来，这种认识大致可被认为合理，但深究起来，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除了史事、史书与史学外，还有大量历史遗留应被纳入史家研究的视界。例如古代文物、古代的生态环境、疆域变迁等。另外，史书与史学能否截然分开尚有待商榷，等等。即便如此，在当时的特定时局下，姚从吾的上述努力对史学本身发展而言可谓推益甚多。
关于史学的概念，当时昆明史家有着较大分歧。姚从吾把历史学的概念归纳为历史观与方法论。钱穆则认为，史学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有着特定的规范。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一定要与当时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在《国史引论》中对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的异同进行了说明。他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2]
尽管姚从吾、钱穆的上述认识有所抵牾，但他们还是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基本区分了历史与历史学两个概念；二是触及了历史学的精义，即在于探究历史规律，给人民提供创造新生活的指针。这种认识，有别于当时西方史学界较为流行的一些错误认识，如美威尔的“历史就是许多无次序的单个事实的记载”、卫邦德的“历史这一门科学是在说明再不重复的过去许多事实”、哲学家郎星的“历史不过是研究过去遗物而已”以及布洛克的“研究历史是比较可以训练我们私德和公德的”等。[3]昆明史家所阐发的史学贵能“鉴古而知今”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某些认识不谋而合。如吴玉章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时论周刊》上刊文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自己的发展过程，历史是一门科学，它是要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科学。”[4]尽管上述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还有一些差别，但把史学界定为服务当下社会的科学的认识，多少触及了史学的本相，是值得肯定的。
（二）史学性质与史学功能的阐发。
姚从吾采用多维视角阐发了史学的性质与功能。如说：
研究历史可以认识以往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真相，从以往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真相，可以进而使我们更明白我们现在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简单说，历史是告诉人现在的由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现在，了解我们的现在……研究历史可以发达人类合群的思想，可以使人知道群体与小己的关系，知道小己（个人）是群体（社会）的一分子。研究历史可以多识前言往事，放大个人的知识，帮助解决当前的问题……研究历史可以从前贤，往哲的行事，著述，文学，与美术方面得到鼓舞，因而激发人类的爱国心，和爱种族的思想……研究历史可以使人知道注重经验，利用经验……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世界人类文化演进的大势，民族间优劣的比较，由此使人警惕，使人恐惧，使人兴奋，增进对己族改良与进取的勇气与决心，以期与世界共进。[5]
姚从吾主要从史学的求真、资鉴当下社会及提升国民素质、群体观念、激发爱国热情等层面阐发了史学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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