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学功能，钱穆也表达了大致相同观点，他认为研究历史可以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两个方面的结果：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须之知识。二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值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2]
面临日益严重的时代危机，张敬也指出，“挽救之术，则须明以往之历史，以为昭鉴，识现今之真情，以定轨迹。慕氏（少堂）史略之作，即所以应此项需要也”[6]。此论亦大致与姚、钱二先生观点相同。
从史学史着眼，他们对史学本质与功能的认识已经走出了考证派的藩篱，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尽管今天我们依然很难明断考证与经世学风的优劣，但起码可以这么认为，他们所阐发与张扬的史学服务当下社会的认识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二、历史理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
既然学者主张史学应服务于当下社会，那么，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华民族的命运如何，如何拯救这场危局等重大问题便成为摆在当时史家面前的另一重要问题。他们利用自己所学，从历史中去探寻答案，以期获得解救良方。鉴于不同的史学流派的史观差异，他们对历史发展动因的阐释也不尽相同，这在他们的文章中均有所体现。
（一）战国策派的“力”论说。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一个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人为代表，以1940年在昆明创办的半月刊《战国策》为舞台的思想文化流派。1941年底，昆明《战国策》停刊后，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策”专栏，直至1942年底停办。《战国策》办刊主旨在于，“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及‘尚力政治’。‘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开发，与乎‘力’之训服，‘力’之运动”[7]1。在“尚力”哲学的指导下，他们认为当时时局正如中国的战国时代，国家与民族生存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增强自身力量。基于此，一切有利于国家力量增强的策略都应倡导。于是，对英雄的崇拜、对强权人物的推崇也显得顺理成章。
从战国策派的几位代表人物来看，他们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甚至在某些重要理论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分歧。譬如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林同济运用“历史形态学”方法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和中国大一统皇权专制下的官僚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雷海宗与陈铨对其却相对温和得多。即便如此，某些观点的分歧也并不能掩盖他们共同的治学旨归，即通过宣传“国家至上”的观点来服务当时的抗战事业。
林同济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他认为，当下抗战时局恰如战国时代，人们应该将自身置于战国时代，仔细体味战国时期文化的精髓，即“个性的焕发”与“国命的整合”[7]2。战国策派另一位代表人陈铨则是历史哲学派的代表，他认为，“人类意志是历史演进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怎样发扬中国民族的潜在精神，怎样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这就是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8]。这一观点反映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带有典型的“英雄史观”色彩；雷海宗则提出了“中国文化周期论”，他认为，中国文化独具两个周期，第一周期为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第二周期为南北朝隋唐五代至清末。他同时认为中国文化有向第三个文化周期过渡的可能。而抗战中的中国正处于第二周期文化与第三周期文化的交界点，时代的变迁号召一个符合世道潮流的新文化出现等。
战国策派的社会动力论问世后，非议与批判之声不绝于耳，直至今日，指责他们观点荒谬的论点依然存在。
从历史哲学着眼，战国策派的历史动因论毫无疑问属于唯心哲学范畴，具有明显的消极性，但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他们思想深处依然饱含着浓烈的爱国热情，他们的主旨是希望通过此举来唤起国民意识，为抗战建国服务。在抗战的艰苦年代，战国策派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学范式，促使中国历史学从叙述型转向整体型与分析型，建立了人文主义史学新模式，尽管他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但这种心系国家命运，极力服务抗战任务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肯定与赞扬的。
（二）钱穆的民族文化论。
对于战国策派的“力”论，钱穆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对民族文化的敬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因。如在叙述国民对历史必具的四个信念时说：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的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可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近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之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9]
钱穆的论述，很清晰地表达出了民族文化是挽救危难时局之良药的观点。因为民族文化能够培养国民对祖国之爱，这样方能激发爱国热情，抗战大业才能取得成功，中华民族方能得以延续。否则，中华民族就有亡国灭种之危险。正如他所说：“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则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2]
正是抱着这种民族文化史观，他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对那些推崇西方文化的学派进行激烈的批驳。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2]不难看出，钱穆坚信，本民族文化上的协调以及健康发展是民族得以生存的关键所在。
此外，鲁默生提出了“民族性”是决定社会进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论点。鲁默生认为，血统、语言、宗教、国土、历史及民族意识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上述因素的综合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内因。[10]总体而言，鲁默生的上述认识在某些层面与钱穆的论点是契合的，当属于民族文化论的范畴，但他从血统、国土等因素着眼的做法，却表现了努力创新的意识。
从当时史学发展大势而言，上述社会发展动力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都没有论及社会发展动力的最根本因素，即经济因素、阶级关系等。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已经凸显了其优越性，而昆明史家却鲜有关注，这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的不足，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同时表现出的以学术来服务当下社会的治学旨趣，毫无疑问带有明显的积极性，考虑到当时的实际环境，这种以抗战为导向的历史认识论也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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